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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方式改革中证据规则的借鉴与完善

2003年11月18日15:03 东方法眼 李富金
   
 

  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以来,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正向纵深发展,尤其是1997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更是从立法上进行了肯定。我国所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司法的民主性、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
  所谓审判方式,是指因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的不同而形成的审理案件的方法和形式①。改革的主要形式是从传统的纠问式诉讼向控辩式诉讼转变。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审判方式改革后,由于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证据规则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三大诉讼法虽然对证据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但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而以控辩式诉讼为特征的当事人主义证据规则程序严格且复杂,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一、借鉴与完善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过程,因为“法官并不是案件的在场人”,要保证正确适用法律,就必须查明事实。而要查明事实,就要根据现有的证据并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推理。证据只是一种自然事实,并不等于法律事实,证据自己也不会把自己与有关法律相对照,这就需要一系列的证明过程。证据规则就是规定证据的收集、取舍、运用和判断的法律准则,其重点是解决证据的“合格性”问题,即相关的证据材料能否纳入诉讼作为证据使用、是否有效、能否证明案件事实、证据的证明力如何等等。
  诉讼离不开证据,运用证据离不开证据规则。如果不确立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案件事实的正确确认。证据规则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在诉讼活动中规范各方当事人的取证和举证行为,保证证据合法有效;二是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限制对证据的自由取舍,防止主观臆断。
  从古代的以独角兽“触不直者去之”的神示证据,到现代法治国家建立的自由心证等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证据规则是伴随着诉讼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证据规则的内容还受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尤其是法系的影响。世界上主要有两大法系,由于它们的历史背景不同、法律方法论不同、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不同,它们的证据规则各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法官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因此证据规则复杂而严密,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法官的职权,法官主动纠问,因此证据规则简单且灵活。实行职权主义的国家鼓励法官运用各种法律允许的方法主动发现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这种实体真实主义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拆那种严格且程序化的证据规则。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有关于证据的专门规定,主要是关于证据种类、收集、保全等内容,但比较简略。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仅各有6条,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也只有12条,加之我国没有专门的证据法,使现行的证据规则缺陷颇多。比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仍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要求居中裁判的法官承担举证责任与控辩式诉讼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证据规则的缺乏在实践中还表现为法官对当事人的举证不信任,仍然要亲自“一查到底”,片面追究实体真实。
  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汲取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之精华,采取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的合理要素,融合人民司法的优秀经验为一体的诉讼模式,证据规则也应遵循这一方向。我国诉讼从法官直接调查、纠问向控辩式转化,加强了诉讼的对抗性,而当事人主义诉讼的证据规则基本内容是基于人类在诉讼中的理性并经长期诉讼实践所确认,在理论上比较成熟,值得学习借鉴。日本不实行陪审制,但它一旦从纠问式向控辩式转化,就同时借鉴了有关的证据规则②。我国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仅1998年,全国地方法院受理的各类一审案件就达541万件③,如果不改革证据规则,仍然由法官去调查取证,势必导致效率低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
  二、值得借鉴的证据规则
  世界各国法律规定千差万别,证据规则也各不相同。但基于诉讼的一般规律,仍有一些基本证据规则是控辩式诉讼所共同采用的。其中与我国的证据规则悬殊较大,且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证据规则主要有:
  1,举证责任规则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在所提供的证据不能成立时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早在罗马法上就有规定:“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这很明显地体现了举证责任。
  从举证主体上讲,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要求检控方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有辩解的权利,但辩解不是义务,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这集中体现在自白任意性规则和沉默权上。自白任意性规则,指被告人的供述必须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被告人不应“被迫自证其罪”。反对自我归罪,不“被迫自证其罪”。它的基本要求有二:一是被告人不得被强迫提供证据或供述,二是被告人有权不作使自己不利的陈述。这是英美、大陆两大法系所共同承认的,也是联合国国际公正司法的最低标准,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3项就明确规定对被告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自白任意性规则引申为一项权利,即沉默权(right of silence),指被告人在回答询问的时候有权保持沉默,这属于消极防卫权(积极的防卫权如反驳)。当然沉默权也不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如按照英国最新的刑事诉讼规则,就允许法官或陪审团在法定情况下从被告人保持沉默这一事实作出对其不得的推论④,但它适用的条件非常严格,且仍然是在坚持沉默权的基础之上的。
  比较完备的举证责任规则,还包括举证责任的例外情况,即免予举证的情形。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的情形,主要是:法院已经显然知道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承认的事实、对方当事人不争执的事实、法律上推定的事实。其中的推定,是指根据某一事实(基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另一事实(推定事实)存在的假定。推定可以缓解某些证明上的困难,降低诉讼成本,减少不必要的举证,这也是值得借鉴的。
  2,证据开示规则
  由于控辩双方的对立性以及证据在案件中重要作用,为了掌握有利的诉讼形势,当事人或者其律师往往以掌握的证据作为秘密武器,不到庭审的关键时刻不出示,由此出现的问题是不能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公正。为了让事实本身而不是突袭或技巧决定审判的命运,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提高效率和防止拖延诉讼,英美法系的国家大多规定了证据开示规则。
  证据开示(Discovery),它的基本含义是控辩双方在庭前依特定程序交换证据,使庭审调查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可以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从而明确争议焦点、把握辩论重点、固定主要证据、提高诉讼效率。为了保证开示程序的严肃性,证据开示规则还明确未经开示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开示规则尤其在不实行案卷移送的控辩式诉讼结构中意义重大。
  证据开示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作庭审调查的书证、物证的具体内容、证人及鉴定人的姓名、住址等事项。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证据。
  开示作为一项法定程序,违背这一规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不经开庭审理就可以对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驳回其诉讼或者缺席判决当事人败诉。对不回答开示中对方提出问题的,就可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对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未经开示的证据法庭上出示。
  在开示的程序上,为了保证法官在开庭前原则上不接触案件,防止预断,证据开示一般由助理法官主持,陪审团成员更不允许接触案件。
  开示制度在控辩式诉讼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国大部分刑事案件未经审判而在证据开示后通过诉辩交易解决,其前提是辩方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案件情况和证据⑤。现在美国95%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开庭审理前用和解或其他协商方法得到了解决⑥,这也是缘于证据开示的好处。实行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如日本、意大利等所谓的“混合式”)均肯定并实行了证据开示规则,且在世界范围内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通常的观点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主要包括刑讯逼供、胁迫、欺诈等违背当事人意志的证据和通过秘密手段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的侵犯隐私权的证据。根据所谓“毒树之果”理论,使用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有害的,它容易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人身等权利的侵犯,因此,不少国家(如美国)认为这种证据属于无效证据。也有一些国家(如英、法等国)注重利益均衡,在权衡警察非法行为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之后,决定证据是否采用。如果犯罪的危害更大,则一般该证据予以采用。这两种不同的做法,体现了追究实体真实、惩罚犯罪和正当程序、保障基本人权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对立。
  在美国,与证据合法性相关的还有秘密特权(Privilege)的问题。享有秘密特权的人,包括律师与当事人、医生与患者、夫妻之间、神职人员与忏悔者之间⑦,他们没有作证的义务。如律师在办案中了解到的尚未被检控方掌握的犯罪事实,律师没有作证的义务;神职人员对犯罪忏悔的内容也没有向法庭作证的义务,这样规定的与美国“公民隐私至上”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4,相关性证据规则
  相关性,也称关联性,是通常所讲的证据的“三性”之一,指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问题要有证明性,即有助于认定该问题,相关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这些证据表面上不少具有客观性,是真实的,但与案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因而不能证明相关问题。如有一个法国人在一家美国餐馆就餐,认为店里的饼“其小如碟,其厚如掌”,就写了一篇报道。老板跟他打官司,带了一名厨师当庭表演作证,结果“其薄如纸”,法庭于是判决餐馆老板胜诉。但有专家认为,从证据上讲,却违反了关联性原则。因为,这个厨师的技术好,并不证明所有的厨师技术好;即使所有的厨师技术都好,也不能证明上一次供应给法国人的饼也是同样的好⑧,这种证据是“看起来似乎与案情有关联而实际上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事实”。
  与相关性有关的还有“品格证据”的问题,英美法系普遍认为,品格证据应当被排除。证人、被告人的品格原则上不具有相关性,“一次作贼,永远作贼”的逻辑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
  5,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非当事人直接当庭陈述及无法质证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这就是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理由主要是传闻证据在诉讼中剥夺了诉讼双方包括被告人对原始人证进行询问和反询问的权利。
  传闻证据包括两种:一是在审判期日以外,证明人对其直接感知的事实亲笔所写的陈述书或他人制作并经其本人认可的陈述书。二是在审判期日以外,证明人以他人所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在国外,律师调查笔录、甚至警察笔录均属传闻证据,如果律师调查的证人和警察不到庭,原则上他们的笔录也不能被法庭采信。
  传闻证据难以确认、不能质证,它的最大特点是当事人对原始人证没有反询问的权利,违背了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精神。在对抗制诉讼中,双方要进行多次交叉询问,对同一证人要由控辩双方分另进行询问和反询问。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要求证人应当尽量出庭,英美法系证人分为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一般分别由控方和辩方负责传唤到庭。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则一般由法官传唤。我国台湾地区就规定,如证人受到合法通知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者,法院可以裁定处以50元以下罚款;如证人被处罚款后,经再次通知仍不到场者,可以再处以1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拘提,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义务。
  6,自由心证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是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可的诉讼原则。自由心证的含义是,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裁判者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的一种证据规则。证据由裁判者自由判断,形成心证,心证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叫作“确信”,法官和陪审团依据“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
  由于法官不是案件的在场人,因此就要正确处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系。当案件事实与法律事实不相吻合时,比较客观的做法是追求基本吻合。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将最有可能发生、概率最大的事实确定为法律事实,这样可以将诉讼效益与诉讼公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防止主观臆断,自由心证对裁判者有严格的约束。在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主要是陪审团按照民主原则投票决定案件事实,在职权主义的国家则主要由职业法官决定。
  三、我国应当完善的证据规则
  我国的审判方式正处于一个转型期,而我们过去的职权主义诉讼又很具有中国特色(受中华法律文化和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很大),因此借鉴控辩式诉讼的证据规则当然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而要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由于我国的证据规则不系统、不全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可以在借鉴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以下几个证据规则。 1,举证责任规则
  (1)关于举证主体
  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强化公诉人的举证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没有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这虽然有助于打击犯罪,但却不利于司法民主。因此,已有不少学者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提法进行质疑,认为前者是诱供,后者是逼供。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证据不足的应当作出罪名不成立的判决。因此,要转变司法观念,不能再在判决书上说“被告人辩解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
  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弱化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说明我国采取的是以当事人举证为主以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为辅的证据收集方式,这比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有进步,但也存在问题。即要么法院大包大揽,要么相关证据都无人收集。大包大揽的背后往往有处理偏向甚至枉法裁判。“认为案件处理需要”的提法,弹性太大。法官主要是居中裁判,而不是查证。且法官查证,法官也应成为质证的主体,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应经过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这与法官的中立地位不符。而且法官查证更形成当事人对法官的依赖心理和对法官公正司法的怀疑。正确处理法院查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自己不能充当自己的法官”,即便要查证,也要实行审查分离,由另外的法官进行,案件承办人不应查证。总之,法官取证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可以改主动调查为当事人提出调查申请,法院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同时,指导当事人举证,并充分发挥律师的法律服务职能,提高举证的效率。
  (2)关于举证期限
  要完善举证时效制度。有的当事人怠于行使举证权,甚至到二审时才举证,由于该证据未经一审认定,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因此,应当限定当事人在一审开庭前一定时间内举证,逾期举证无效,既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或因证据原因改判,也防止一个案件多次交换证据和多次开庭。
  (3)关于举证的法律后果
  举证责任是一种责任,就要规定不能承担举证责任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包括举证不真实、不充分、超期举证及不举证和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正是由于现行的举证责任没有与诉讼结果直接挂钩,才使得一部分当事人产生依赖心理。所以,要将举证责任与裁判结果直接挂钩,举证责任应当是证据规则的核心。
  2,庭前证据交换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有权提前介入诉讼,以及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提供诉讼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照片,借鉴了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做法,这些都为实行庭前证据交换提供了可能。实行庭前交换证据,尤其是检察机关向被告人展示主要证据,应该比律师阅卷内容更全面,效果更好。在司法实践中,律师提前介入和阅卷都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很有必要在诉讼阶段为他们提供方便,以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让他们更易于服判。同时,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应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并应规定未经交换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已实行了证据交换规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防止证据交换可能对法官产生预断心理的影响,可以由书记员(已有不少法官改革为书记官)进行主持,做到审查分离。实行庭前证据交换,将明显提高诉讼效率,改变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为了达到提高“直接开庭率”、“当庭宣判率”而将一个案件多次开庭的做法。可以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交换,在此阶段可以进行调解,可以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减少不必要的开庭。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区别于其他事实材料的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合法性,能够从法律上证明案件事实。坚持证据的合法性原则,主要是取得证据的手段不能违法,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尽管可能是客观的,但也应排除。
  (1)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至少包括三类:一是违背当事人真实意志的证据,二是侵犯当事人隐私权的证据,三是收集程序不合法的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主要指第一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2号批复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则主要指第二种情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还出现了通过电视暗访、银行监控录像等手段获得的视听资料,这些资料由于也是单方录制,笔者认为,在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上述行为合法的条件下,这些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应当作为证据来源进行审查核实后才能转化为证据使用。第三种收集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主要指其他违反诉讼法规定而收集到的证据。比如,调查取证应当两人以上进行,只有一名公安侦查人员调查来的证据也是不合法的证据。
  上述三种不合法的证据应当包括各种证据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对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应否排除不明确。
  (2)非法证据的处理
  非法证据,不少人又称之为瑕疵证据,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客观性、相关性、违法性。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有不同的观点。有全盘否定说,认为诉讼应当坚持正当程序,程序公正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全盘否定非法证据,可以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也可以防止公民、律师在取证时侵犯隐私权。有折衷说,认为对非法取证的言词证据应当确定无效,但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应认为有效,因为实物证据具有客观性。还有线索转化说,认为可以把非法证据作为发现合法证据的线索,如单方录制的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来源使用,即本身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可以此为线索重新进行调查,或者询问对方当事人对此视听资料的意见,让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排除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后,以重新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⑨。对非法取得的物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应当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相应的法律制裁,以示法律对这种做法是不鼓励的,防止滥用。
  4,证据相关性规则
  关联性作为证据的基本属性,已没有异议,。《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以及该法第156条规定的:“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都体现了相关性原则,但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将“证据应当与所证明的内容有法律或事实上的联系”作为一项原则进行规定,审判长对无关内容发问的制止与控辩式诉讼普遍采纳的对无关发问的“反对”权还有距离。
  另外,我国一般虽不排除品格证据,但对品格证据使用应当有所限制,即要遵循相关性原则。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除了累犯、惯犯等情形外,不能以被告人以前的表现作为定案的证据。在民事案件中,也不能以当事人以前的表现“如何如何地好”作为他不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根据。
  5,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没有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但采用直接言词原则为许多学者所赞同。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即法官审判以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为基础,包括直接审理与直接采证。言词原则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调查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直接言词原则使审判人员能就陈述者的感情、表现获得正确的映象,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
  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可以借鉴国外控辩式诉讼中的询问和辩论规则。询问中,应由控辩双方 交叉对证人进行询问。控方对本方证人进行询问,辩方进行反询问,反之亦然。在适用直接言词原则中,应当重点解决两个问题:
  (1)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应当在法律上明确,关键性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能定案。法律还应当对证人资格、证人权利义务、证人的法律责任(拒证、伪证、阻止他人作证等)进行规定。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人拒不作证的法律责任问题没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但都没有具体的法律责任,从而形成漏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未出庭的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未出庭当事人双方就无法进行质证,很难查证属实,至多是和其他证据相映证而已。我国的最高关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考虑制定证人法,以解决证人出庭难这一老大难问题。
  (2)书面审理的问题。
  二审只有特殊情况才能书面审,《民事诉讼法》第152条、《刑事诉讼法》第187条都规定二审应当开庭审理,只有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后事实清楚的才可书面庭审理,但司法实践中 ,绝大多数二审案件均未开庭,违背法律规定的本意,也不符合直接言词原则。同样,再审案件也只有通过开庭审理才能查明事实。
  6,证据审查判断规则
  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对自由心证原则普遍持批判态度,认为光靠法官“内心确信”来处理案件,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近年来,对自由心证的观念有所转变。从哲学的角度讲,由于人的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虽然从本质上可以认识一切,但认识能力总是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又是有限的,加上诉讼的效率要求,法官并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发现全部案件的真实情况。从法理上讲,当言词辩论结束时,在诉讼上就表现为一切证据的总结算,就要求法官“其心如秤,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分置于左右之秤盘并从而权衡何者具有较大之重量”,所以法院都以天平来象征。自由心证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采用了自由心证原则。当然自由心证也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国情吸收其中合理的要素,建立我们自己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 
  建立我国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就要科学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问题。一是法官断案,只能依照法律事实,依靠证据。如原告诉称被告借款1000元未还,有借条为证。被告辩称已还但借条已找不到,法院只能判被告败诉。但半年后,被告又找到借条,则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法官定案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不能因为客观事实不是如此便认为是错案,只有根据现有证据而不应作出如此判决的才是错案。二是对事实不能完全确定时,还应采用“最大概率”原则,既然法官在适用法律上亨有自由裁量权,在认定事实上当然也可以根据内心确信,“自由”决定以最大可能发生的事实作为案件的事实。

  注释:
  ①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页。
  ②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版,167页。
  ③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9年3月10日。
  ④陈瑞华:《在公正与效率之间》,《中外法学》,1998年6期,93页。
  ⑤龙宗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规则研究》,《政法论坛》1998年1期,2页。
  ⑥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86页。
  ⑦齐树洁、钟胜荣:《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我国证据规则的影响》,《法学评论》1998年4期,107页。
  ⑧崔敏,张文清:《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49页。
  ⑨李富金:《浅议单方录制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中国公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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