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下的不起诉制度研究_东方法眼 [dffyw.com]
 
首页 > 法学 > 程序法 > 正文

和谐社会下的不起诉制度研究

2007年06月13日19:31 东方法眼 谢罕
   
 

  寻求被害人人权保障与犯罪人人权保障的平衡与平等,是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权保障的必然趋势和走向,这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相吻合的。刑事诉讼规则紧密地反映国家的政治的形势和变化。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制度,基于保护犯罪者的人权、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立场,将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进步、公民法治观念的提高、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而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 不起诉制度的历史发展

  世界各国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活动中所遵循的原则可概括为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裁量原则。起诉法定原则是指只要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具备充分理由且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即检察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起诉裁量原则是指在案件具备法定起诉条件时,检察官根据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己的认识、判断,可参酌情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不起诉制度是随着起诉裁量原则而产生的,在严格的起诉法定原则的土壤中是无法生存的。

  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价值取向不同且对于起诉法定原则和裁量原则的选择和侧重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英美法系国家一贯采取起诉裁量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取起诉法定原则,后来逐渐变化而改用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裁量原则相结合的作法。

  英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历来重视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英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有犯罪嫌疑必须起诉而这从来就不是我们国家的方针。只有该案件符合公共利益,他才应该被起诉。” 据法律规定,英国皇家检察官的职责就是对警方移交的案件材料和证据进行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其不起诉裁量权包括两种情形:

  1.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皇家检察官审查决定对案件是否提起公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证据检验。经过审查,皇家检察官必须确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每一被告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定罪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定罪的现实可能性”是一个客现的检验标准,它是指在法律的正当指引下,陪审团或治安法官很可能宣判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罪行。一旦该案件未通过证据检验,皇家检察官便可以决定不起诉,而不论该案件可能有多么严重或重要。如果案件通过证据检验,皇家检察官还必须根据公共利益决定有无提起公诉之必要,即进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第二个阶段—公众利益检验。使被告人具备定罪的现实可能性,但倘若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没有必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皇家检察官也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皇家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时,必须综合考虑支持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和反对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因此,一个案件即使具备了定罪的充分证据,但是只要反对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大于支持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皇家检察官仍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2.以何种罪名、罪数起诉的裁量权。英国的皇家检察官,在起诉问题上不仅有权决定是否起诉,而且还有权决定以何种罪名起诉;在被告人可能犯有数罪时,皇家检察官享有决定只对其中的部分罪行起诉的权力。尽管皇家检察官做出的可诉罪的起诉决定还必须经过治安法官再次审查,以确定控诉方是否有充分的指控证据、案件是否有必要移送刑事法院举行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进行的法庭审判。[[1]]但是,对皇家检察官做出的不起诉决定却不必经治安法官审查。

  美国的检察官实行个人负责制,由于个人对犯罪定义和处刑选择的不同,为实现个案公平,有必要赋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其行使不起诉裁量权提供必要条件。美国检察官行使职权个人负责制的基本模式:一是检察官对检察官办事处的一切问题有最终决定权;二是在具体的案件中,有权决定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如果说美国检察官决定起诉的案件还有审判等环节的审查予以制约,那么检察官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则无人制约。所以,检察职能的独断性在不起诉决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正是基于此,美国的判例法和有关的刑事诉讼法律都认可了“选择性起诉”的原则,该原则的基本理念是,检察官不必把所有的刑事案件都交给法庭审判,可以有选择地对其中一部分案件做出自由裁量,决定不起诉。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德国是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起诉法定主义的典型国家。然而,随着犯罪率的不断增长和犯罪现象的日趋复杂化,导致司法人员数量的缺乏与国家财政压力的增大。因此,起诉法定主义开始受到挑战。1964年,议会通过法律赋予检察官以不起诉裁量权。根据当时修订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第巧3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轻微,且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公共利益又无实际意义,检察机关可以决定终止诉讼。但是对轻微犯罪不予追究原则上应征得法院同意。此后,通过立法,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有了相当的扩展。这种变化可以从德国对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中看出:1975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153a条。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追究刑事责任对公共利益毫无意义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能够通过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包括缴纳罚款、提供社区服务、赔偿犯罪之被害人的损失、遵守赡养令或扶养令—消除时,检察机关有权决定撤销案件终止刑事诉讼。与此同时,1975年的法律修正案还规定,在小额的财产案件中,检察官做出不起诉决定终止诉讼程序时,无须再征得法院同意。此外,《德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免予刑罚的条件成立时可以不起诉以及国外行为可以不起诉、出于政治原因可以不起诉、以行动自责时可以不起诉等不起诉裁量权。1993年,为了实现大幅度降低追究刑事责任的费用和刑事司法机关开支的目的,《减轻司法负担法》予以颁布。该法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再一次扩大了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德

  国学者认为,“如果说1993年之前的《刑事诉讼法》第153a条使检察机关受制于“过失轻微原则”,那么新法典第153a条则是这样限制检察机关的:即过失的轻重程度不能阻碍刑事诉讼的终止,这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终止刑事诉讼的权限已经扩大到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不但如此,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时无需征得法院同意的范围也得以扩大。总体说来,就诉讼理念而言,德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变化反映了德国加强对刑事犯罪有效追究的动向。[[2]]

  依照日本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只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不允许自诉。如此一来,提起刑事诉讼就成为检察官垄断性的权力。同时,日本也是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起诉便宜主义的典型国家。起诉便宜主义,是指对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且具备可追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在斟酌各种情形之后,认为不必要处以刑罚时,能够裁量决定不起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制度。然而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后来由于受刑事裁判的运转以及监狱的维持所需费用增长的困扰,遂于明治18年即1885年由司法大臣首次提出对轻微犯罪采取不立案或者警告释放的方针,并开始鼓励在司法实务中实施微罪不起诉。到了明治后期,对酌情不起诉的权力产生了灵活运用的主张,即使不是十分轻微的犯罪,检察官根据情节也可以不起诉。这一政策后来逐渐被确定,成为在起诉前进行严格调查,并考虑了再犯的可能性之后,再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的制度。日本实行起诉裁量主义的依据有以下三点:(l)可以利用刑事政策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宣布酌定不起诉的人可以早日回归社会。酌定不起诉的对象原则上是较轻的犯罪,但在实际操作中对杀人等刑法规定的严重犯罪也实行酌定不起诉;(2)可以考虑被害人与其他市民的意愿。检察官不能受社会声音的摆布,但也不能无视社会的声音。即使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如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和解成立,被害人表示宽容,也可不予追诉,尤其是对财产犯,这种情况较多;(3)有利于诉讼经济。裁量不起诉会减小司法资源的投入,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尤其是因为减轻了司法对轻微案件的负担,便可投入更多的力量慎重处理重大案件。对此,新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明确指出:“根据犯罪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在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据此规定,判断是否应该裁量不起诉,应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犯罪人的因素,主要有性格、年龄、境遇等;犯罪事实的因素,主要有罪行轻重、犯罪的情况等;以及犯罪后情况的因素。[[3]]检察官在全面考虑这些因素以后,结合国家的刑事政策、诉讼经济原则、社会治安形势等,认为没有必要起诉的,都可以根据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在日本,检察官在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上,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l)微罪不起诉,即将轻微犯罪的犯罪人尽快从刑事程序中排除,由检察官做出终止诉讼的决定;(2)保留起诉,即检察官暂时不提起公诉,而是在规定的保留起诉期限内,根据犯罪人赔偿等情况决定是否再行起诉;(3)附加保护观察的不起诉,即将犯罪嫌疑人交付保护管束,倘若犯罪嫌疑人违反管束的规定,检察官则撤销缓起诉的决定予以起诉;(4)放弃起诉,即尽管案情在某种程度上比较重大,但在考虑了各种情况之后,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检察官就决定不予起诉。

  基于各国不起诉程序的历史发展情况,不仅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规则总有较多的起诉裁量思想,而且严格执行起诉法定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转变起诉理念,那为何起诉裁量主义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各种利益冲突的权衡

  在严重刑事犯罪中体现了个人对公共利益的严重侵犯,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首先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对犯罪人进行严厉的处罚,这也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以下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在各种诉讼中刑事诉讼是耗费资源最多的。因为它毕竟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是对人权的重要保护。而作为轻微的刑事犯罪其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时十分有限的,把宝贵的司法资源用来处理一些较轻微的犯罪问题是不是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呢?基于这种考虑,国家可以放弃一部分追诉义务,而把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于处理那些严重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

  2、目的刑罚的要求

  起诉法定主义所反映的是报应刑论的思想,它强调有罪必罚,认为惩罚是刑罚的惟一目的,因此要求检察官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所有犯罪都必须起诉。而根据起诉便宜主义,虽然具备了起诉条件,但起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起诉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即实行酌定不起诉制度。它反映的是近代目的刑论思想,它注重刑罚的实际效果,主张刑罚应该作为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的手段,而不是镇压和预防犯罪的惟一方法。从强调报应刑论到强调目的刑论的演变,使原来实行起诉法定的各国纷纷转向起诉便宜,对刑罚的功能队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人们不再把刑罚当作对犯罪的机械的反动。在认为对犯罪行为人不处以刑罚也足以防止其再犯的情形下,不如不用刑罚,甚或不如不用审判和定罪,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和诉讼的浪费。所以,在诉讼中检察机关享有不起诉裁量权,可以灵活对待不同情况,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情节、犯罪后表现等,做出最适当的决定。由此对犯罪人裁量不起诉有利于对犯罪人进行改造,从而给他再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使其最终回归社会,进一步减少和避免犯罪人被起诉后重返社会的重重艰难。因此各国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时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对那些已具备起诉条件但如果不起诉更有利于其悔过的犯罪人,往往考虑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刑罚目的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对有罪必罚的报应观念的检讨,使起诉便宜主义应运而生,其被应用于刑事诉讼中最主要的表现即为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4]

  3、符合刑罚个别化的思想

  刑罚个别化理论反对离开行为人本身的情况确立统一的科刑标准,主张按照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科以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刑罚。这一思想与我国区别对待“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相通的。虽然刑罚以犯罪为前提,但刑罚的重心从犯罪转移到了犯罪人,强调刑罚的个别化,避免定罪和短期自由刑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和改造,使之顺利地回归社会。尤其对于初犯者,如果起诉对社会没有实益,而不起诉也不至于再犯,即特殊预防的目的已经能实现,就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时我们不能说就失去了一般预防的功能。因为对犯罪的震慑和预防不仅仅依靠法院对犯罪分子定罪,还要看到刑事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本身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对轻微犯罪的震慑作用。对一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适用酌定不起诉可以给已走上犯罪道路的行为人提供一条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之路。同时,这种宽大的处理方式有助于矫正其反社会的人格,使其重获新生。出于有利于犯罪行为人改造的考虑,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其适用酌定不起诉,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4、有利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率价值

  国家在一定时期投入刑事诉讼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司法政策。因此,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经济功利规则的支配,诉讼效率成为设计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指针。酌定不起诉制度将一些构成犯罪但罪行较轻或无追诉实益的刑事案件,不经过法院审判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终结诉讼,从而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省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诉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的支出,从而使检察院和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优化了诉讼资源的配置,提高了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另外,酌定不起诉制度有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坦白和立功,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对有效控犯罪也有重要意义。

  可见起诉裁量主义已成为现代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起诉原则。起诉裁量原则和其裁量的可能结果——不起诉,有着较大的司法意义。

  二 起诉裁量主义及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做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决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扩大了不起诉范围。这就给不起诉案件的审查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首先,要转变执法观念,适应刑事诉讼改革;其次,从严格执法的宏观大局上,急待起草、制定有关不起诉的界定规定和实施细则,确保刑诉法的正确实施和不起诉案件的质量。

  对于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有人提出用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情况来划分。而存疑不起诉也赋予了检察官斟酌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存疑不起诉可归入相对不起诉一类,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相对不起诉和绝对不起诉两类。

  三、现行不起诉的制度的评价和改革

  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是在废止免予起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总体上讲,其立法设置更近似于大陆法系模式,即一方面承认不起诉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另一方面,基于检察机关免予起诉权力被滥用的考虑,法律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进行了严格限制。根据我国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具有以下特点,也时其不足之处所在:

  第一,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较小。根据法条规定,检察机关酌定是否起诉的对象必须是犯罪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有当两项条件同时具备才允许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是否起诉。然而固守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轻微犯罪案件,无法充分实现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目的是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至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得做出酌定不起诉。依据刑法第37条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判断依据是“犯罪情节轻微”,尽管并非“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一定都“不需要刑罚”,但是,却可以看出刑法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定位已经非常之低。以“犯罪情节轻微”限定“不需要刑罚”和“免除刑罚”的案件性质,事实上将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限定在了极小的范围之内。

  第二,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实际运作具有相对不确定性。“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是酌定不起诉的法定条件,标志着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范围界限。但是,“犯罪情节轻微”与“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虽然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却并不能提供一个相对确定的客观标准。我国检察机关在行使不起诉裁量权时,首先应当判断案件是否具备适用酌定不起诉的法定条件。此时,每一个法定条件都需要检察机关综合全案做出裁量判断。对于案件是否“犯罪情节轻微”,一般应当由公安、司法机关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之上,全面考察、综合衡量犯罪的性质、情节、对象、手段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情势,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从而确定是否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更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过程,此时,检察机关应当象人民法院裁量刑罚一样,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和因素,做出合理的判断。至于看似明确的“免除刑罚”,由于刑法对“免除处罚”的规定往往是与“从轻”或“减轻”并列规定的,在适用上又分为“应当”和“可以”两种情形,所以,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裁量内容。

  第三,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以人为单位。在我国,对已经起诉条件的案件赋予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的权力,主要是基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目的在于促使被不起诉人改过自新。因而,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在具体行使时,应当以人为单位,根据具体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不同情况做出慎重的选择。在英美国家,检察官对于同一被告人的数个犯罪行为可以有选择的提起指控,甚至是降格指控;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赋予了检察官就被告人涉嫌的多项犯罪中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对最后量刑影响不大的罪行不予起诉的裁量权。这种以行为为单位的不起诉裁量权侧重于对诉讼经济的追求,尚未被我国现行立法认同。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不起诉制度函待调整、改善,对于我国不起诉裁量权及其配套措施完善的建议如下:

  (一)在绝对不起诉中增加行为合法、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并非嫌疑人所为的情形。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绝对不起诉的六种情形,没有包括以上几种情形,遇到这几种情况,司法实践中一般是退回公安机关处理或作绝对不起诉。这样处理无法律上的依据,是一种不当的程序倒流,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又拖延了诉讼,因此应当在绝对不起诉中增加行为合法、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并非嫌疑人所为的情形,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二)应当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都甚为相似的日本,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要考虑以下三种情况,一为犯人的个人情况犯人的性格、年龄、平素行为、性格特征、智力、生活史、健康状态、有无前科、家庭环境、职业交友关系等方面内容;二为犯罪行为情况。包括犯罪的轻重以及法定刑轻重、被害程度的大小、加重减轻情节的有无、犯罪动机及方法、犯罪获利情况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犯罪的社会影响等在内的情节;三是犯罪后的各种情况。即有无悔改之意,赔偿被害人及谢罪的努力、私下协商的成立与否、时间的经过、社会状态的推移、法令的修改、犯人的生活状况等;检察官根据上述多种判断材料,从各种角度综合考虑后,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酌定不起诉,而并不是只单纯地考量犯罪是否轻微或是否符合起诉标准的情况。事实上对大量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实际上检察机关真正享有裁量权的只有酌定不起诉,而且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由于司法实践中对何谓“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不一,造成很多本应起诉的案件没有起诉到法院。因此,应对“情节轻微”的标准和幅度予以明确,具体规定哪些情节可作为“轻微”情节。因而,建议作如下考虑:

  首先,裁量不起诉不仅应考虑“犯罪情节”中的量刑情节,也应考虑案件的性质,对于特定性质的案件,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如除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允许自由裁量做出不起诉决定外,对于情节较轻的过失犯罪,法律也应允许在权衡的基础上决定不起诉。

  其次,对于犯罪情节较轻,按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而且犯罪嫌疑人具有可以免除刑罚的情节的案件,应允许检察机关在权衡的基础上做出不起诉决定。如犯罪嫌疑人因防卫过当或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不应有危害而犯罪的;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在犯罪过程中自动终止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的或者辅助作用的;被胁迫、诱骗参加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人自首或者在自首后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不起诉。

  再次,犯罪嫌疑人情况特殊且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应允许做出不起诉决定。如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老龄人、聋哑人、盲人或有其他残疾的人,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检察机关可以在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另外,在不起诉的救济途径中,被害人享有对不起诉案件的直接起诉权,使检察机关丧失了不起诉的最后决定权。总之,我国检察机关真正能够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小,不但与一向享有广泛权力的英美法系检察机关无法相比,而且与过去奉行起诉法定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差距很大。立法作如此规定,固然可以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但是又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使其无法贯彻执行刑事政策,提高刑事诉讼的经济性。我们认为,权力的大小与权力的正当行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的正当行使在于是否有监督、完善权力运行的规制机制,而不是权力的大小,弱小的权力同样会滥用。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德国经验,普及起诉便宜主义的理念,扩大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允许检察机关在具体案件中依据案件情况灵活采用不起诉方法结案。于此才能改变目前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刑事追诉中无所作为的局面,为达到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目标而灵活运行自由裁量权。

  (三)改造被害人保护机制。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由于人类本性使然,如何处分案件和追究嫌疑人是被害人极为关注的。检察机关对嫌疑人作不起诉时意味着嫌疑人将被释放,不再由国家审判。因此,世界各国在确立不起诉制度时均赋予被害人一定救济途径,使其合法权益能受到法律保护。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诉法在此方面做出重大修改,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诉,甚至直接向法院起诉,意图改变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被害人“告状难”的局面。应该说立法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刑诉法实施近五年来实际取得的效果却不如人意,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被害人直接起诉使一部分公诉案件将由被害人来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即公诉转自诉案件,也就是说原本由国家行使的起诉权只不过采用不起诉的方式,让渡给了被害人,实际上是“允许被害人以自诉的方式否定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效力。从理论上讲,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否定,是对其不起诉决定稳定性和终止诉讼权威的一种损害。这与刑事诉讼发展规律正好相反。立法者在此问题上明显偏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没有注意被不起诉人和被害人利益间的平衡。同时,实务中由于被害人无力承担收集,举证的责任,难以运用自诉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补正上述缺陷,必须明确区分权力分割同权力制约的关系,转变过去只重权力分割不重权力制约的传统观念,使保护被害人权利同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权不发出冲突、对抗。我们认为,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可供我国借鉴,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可以申诉或者申请法院做出强制起诉决定,交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减轻被害人的负担,另一方面能对被害人的申请有一定过滤作用,防止被害人随意启动诉一讼程序,造成程序上的混乱。

  (四)将不起诉决定同非刑罚措施相结合。依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对嫌疑人决定不起诉后,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同时对侦查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扣押、冻结。如果要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处分或者没收违法所得,检察院只能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但是如果有关主管机关处理不当,检察机关如何进行纠正弥补?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关于暂缓起诉的规定,将不起诉决定同非刑罚措施相结合,对嫌疑人决定不起诉以一定非刑罚措施为条件,被不起诉人没有完成要求则要对其继续追诉,以利于对轻微犯罪行为人的特殊预防。

  (五)建立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的授权,对符合提起公诉条件的未成年人及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在其犯罪情节较轻,悔罪态度较好,不致危害社会,且有帮教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挽救目的,暂时不将其提交法院审判,而是规定一定的考察期限,并根据考察结果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制度。这一介于起诉与不起诉之间的中间措施,实际上是把起诉与否的决定权交给了被暂缓起诉人,有利于充分调动被暂缓起诉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对暂缓起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暂缓起诉”的条件、范围。适用暂缓起诉的条件、范围是:

  (1)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符合起诉条件的;

  (2)故意犯罪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且无法定从重情节;过失犯罪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

  (3)犯罪嫌疑人对犯罪行为有较深刻的认识,真诚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的;

  (4)有良好的帮教条件和帮教措施,家庭帮教管束能力较强,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学校、社区等有关部门愿意帮教并组成帮教小组,具体落实帮教措施的;

  (5)犯罪嫌疑人及被害方均对适用暂缓起诉无异议的。

  以上条件一般应同时具备,才可以适用暂缓起诉。

  2.暂缓起诉的考察期间设置。暂缓起诉的考察期间应依据刑种不同来设置。根据刑法关于缓刑的规定,拘役缓刑考验期为二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考验期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管制虽没有缓刑考验期,但其刑期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参照上述刑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暂缓起诉的考察期间应设为个二个月以上一年以下。

  3.暂缓起诉的审查和批准。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又符合上述暂缓起诉的条件和范围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并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批。

  4.暂缓起诉的执行、监督和处理。暂缓起诉获得批准后,应制作“暂缓起诉决定书”,一式多份,送公安机关、被告人、被害人各二份。公安机关接到暂缓起诉决定书后,如果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立即开具通知书,给予释放。

  暂缓起诉期间,被缓诉的对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是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二是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是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是参加若干天的公益劳动;五是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暂缓起诉执行期间,应由公安机关对暂缓起诉对象进行监督和考察,了解考察对象的表现,并写出有关考察材料,送交做出暂缓起诉决定的检察机关。

  暂缓起诉执行期间,被缓诉的对象没有再犯新罪或者没有发现漏罪的,考察期满后,检察机关应撤销暂缓起诉决定,同时做出不起诉决定;如果发现有漏罪或者被暂缓起诉人不吸取教训,在考察期间再犯新罪,不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应撤销缓诉决定,做出起诉决定。

  (作者单位: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


┃相关链接:

陆勇涉嫌涉嫌销售假药案不起诉决定书 沅检公刑不诉〔2015〕1号

关于对陆勇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案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

山东篡改同学高考志愿案嫌疑人被释放 检方作不起诉

试试“存疑”起诉

堂兄弟间为装空调发生矛盾打成轻伤 化解矛盾作不起诉处理

现实版的“我不是药神”──从印度购买“神药”被不起诉 不起诉决定书及释法说理书



扫码获取每日最新法律法规
陈光中等中国法学大家支持的李博士刑事辩护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