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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刑事证据规则的和谐

2007年10月19日22:20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内容摘要:从刑事证据规则适用的范围看,可分为原则性刑事证据规则与例外性刑事证据规则。原则性刑事证据规则重在保障人权,例外性刑事证据规则重在打击犯罪。刑事证据规则是否和谐?主要体现在能否恰当地处理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关系上。和谐的刑事证据规则不仅有利于证据准确适用,而且有利于诉讼和谐和社会和谐。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    原则性证据规则    例外性证据规则   和谐

  一、和谐是诉讼永恒的追求

  (一)和谐是社会生活的理想境界

  和谐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境界,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是由个人身心和谐,推及到家庭和谐,由家庭和谐扩展到社会和谐。和谐不仅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而且能使人民感受生活幸福。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和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理想追求,它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而且揭示了人间公理。在世界多元化格局不断加深,文化、宗教冲突日趋剧烈,和谐成为化解不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和谐在强调保持个性的同时,又尊重相互包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谐为世界格局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它不仅对人们日常生活起到引导作用,而且对诉讼文化也产生重要影响,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

  

  (二)诉讼和谐有助于社会和谐

  在和平年代里,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相互间的纠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和谐不等于没有矛盾,而在于把已经发生的矛盾恰当地化解。法治社会,化解矛盾的主要手段是诉讼。诉讼要求矛盾双方通过协商和对话等途径来解决纠纷,避免用非理性的方法激化矛盾,其目的是通过理性的、和谐的诉讼促进社会和谐。但诉讼又是一种对抗性极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诉讼有极大的风险,操之不慎,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的不和谐。目前大量的“进京上访”都与诉讼不和谐有关,当事人自认诉讼不公是造成自己“进京上访”的最主要原因。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认识到诉讼是有风险的,《易·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为了降低诉讼风险,孔子较早提出了“无诉”观,他说:“听诉,吾犹人也,必使无诉乎。”“无诉”目的在于实现诉讼和谐,并通过诉讼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无诉”首先是鼓励人们不要轻易地提起诉讼,尽量在诉讼外解决矛盾,其次是要求人们自愿接受诉讼结果。只有人民自愿地接受诉讼结果,才有可能达到诉讼和谐。要使人民自愿地接受诉讼结果,必须做到诉讼公正。实现诉讼公正的关键是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涉及到证据规则的运用。如何构建证据规则,就成为能否实现诉讼和谐的关键。

  二、证据规则和谐有助于诉讼和谐

  运用证据应该遵守哪些规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在运用证据时应该坚持以下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得被迫自证其罪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等。确立证据规则的目的在于指导证据的适用,准确地发现案件事实,为正确裁判提供基础性条件。以证据规则适用的范围和追求的价值为标准,可分为原则性证据规则和例外性证据规则。原则性证据规则是指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得到普遍遵循的证据规则,其价值追求是保障人权;例外性的证据规则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适用,其价值追求是打击犯罪。

  一般来说,规则的本质在于限权。证据规则为诉讼主体运用证据提供制度性框架,它一方面对司法机关如何运用证据做出了限定,另一方面又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在于维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具体到刑事证据规则的适用中,就是要处理好证据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平衡。如果证据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能够维持平衡,刑事证据规则自身就达到了和谐。刑事证据规则的和谐能促进刑事诉讼的和谐,因为它兼顾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如,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可以保持沉默,司法机关不得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推定其有罪,这是一条原则性的证据适用规则,该规则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应该得到遵守,遵守该规则的价值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加强控方的举证责任。但在特殊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仍然保持沉默,司法机关可推定其有罪,这属于例外性的证据适用规则,只有在符合特定的条件下才能适用该规则,其价值在于打击犯罪。

  和谐的刑事证据规则具有以下含义:一是刑事证据规则自身的和谐,二是证据规则体系的和谐。证据规则自身和谐是指在运用具体证据规则时,要处理好原则性与例外性的平衡。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它是一条具体的证据适用规则,要实现其自身的和谐,必须处理好排除与保留的关系。非法证据应该排除,这是一条原则性证据规定,在诉讼中应该普遍遵守。但不等于只要是非法证据,都得排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都是有所保留的,对非法证据有所保留属于例外性证据规定,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下才能适用。证据规则体系的和谐是指在总量上要处理好原则性证据规则与例外性证据规则的比例关系,刑事证据规则体系中既要有大量原则性的证据规则,也要有适量例外性的证据规则。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必须有主有辅,既包含保障人权的主要规定,又容纳打击犯罪的辅助规定,才能实现刑事证据规则自身的和谐。和谐的刑事证据规则为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及诉讼公正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和谐的证据规则能够平衡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兼顾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有助于达致诉讼和谐。

  三、影响刑事证据规则和谐的因素

  在刑事证据规则适用中,影响刑事证据规则和谐的因素主要有证据规则自身的不和谐和证据规则体系的不和谐。证据规则自身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非法证据排除不足

  法治的核心是依良法办事,非法证据本身是对良法的背离。在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不足就会与良法之治的理想产生冲撞,并导致诉讼环境的不和谐。为了维持和谐的诉讼环境,大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都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直接目的在于保障人权,间接目的在维持和谐的诉讼环境。当然,对非法证据排除并不是要把所有的非法证据都排除司法适用之外,而是指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基于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非法证据可以适度保留,但必须以不影响保障基本人权为原则。

  在我国的证据适用中,对非法证据排除存在不足,影响到诉讼和谐。尽管我国法律禁止适用以刑讯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但对刑讯获得的非言辞证据,以及通过刑讯以外的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如何处理,立法采取回避的态度。如,对使用威胁的方法取证、使用技术手段非法取证,如何处理?立法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立法上的不足,影响到司法中对人权的保护,个别地方竟然出现县公安局政委擅自监听县人大主任和县公安局长的荒唐事。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广泛且完备,不过,作为基本法的宪法不宜对如何保障公民权利做出具体的规则,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需通过普通法来实施。由于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足,导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有效地保障,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诉讼和谐。

  (二)作证制度不合理与传闻证据大量使用

  一方面,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应出庭作证,法律不允许有例外,即便当事人有父子之亲、夫妻之情,也必须出庭作证。立法规定没有例外性的作证方式,其目的是强制证人作证,重在打击犯罪。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亲亲相隐”在今天仍然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并得到民众心理上的认同。我国法律对证人作证无例外的规定,造成现实法律与传统道德相冲突,法律与文化相冲突,法律与民众心理相冲突,不仅影响到诉讼和谐,而且影响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立法不合理,导致该规定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地执行,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普遍不出庭就是证明。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允许传闻证据大量使用,特别是控诉机关的卷宗在法庭上大量使用。卷宗制作人很少出庭作证,这等于在事实上否定了证人作证制度。从法理上看,卷宗是传闻证据,不应在法庭上使用。卷宗在法庭上使用,不仅剥夺了被告人质询不利于自己证人的权利,而且影响案件真实的发现。卷宗在法庭上广泛使用,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理顺审判与侦查和公诉之间的关系。从法理上说,审判是整个刑事诉讼中心。如果审判不能成为诉讼的中心,将会直接影响到诉讼模式的和谐。诉讼模式的不和谐,又影响到诉讼过程的不和谐,并对被告人的权利产生消极影响。

  (三)证明标准不统一

  和谐的证据规则反映在证明标准上必须整齐划一,如果在诉讼中此时采用一个证明标准,彼时采用另一个证明标准,势必造成证明上的混乱。我国立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统一的、明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具体运用中,证明标准又分为“严打”的证明标准和普通的证明标准。普通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严打”的证明标准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普通的证明标准与“严打”的证明标准,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各有其适用对象和条件。从法理上来说,“严打”只是在特殊时期实行的临时性刑事政策,“严打”的证明标准也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案件,对普通时期发生的案件是不能适用“严打”的证明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把普通时期案件的证明标准降为“严打”时期案件的证明标准,背离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则。司法实践对法律规定的背叛,造成立法与司法的不和谐。“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比是降低了证明标准,证明标准降低会影响办案质量,这对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都是不利的。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采用两套不同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的不统一,不仅影响到证据的适用,而且影响诉讼和谐。司法实践中两套并行的证明标准,造成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犯同样的罪行会被判处不同的刑罚,这与法律“范不一而归一”的特征不一致,不利于量刑的统一与平衡。

  (四)保障人权的取证条款稀缺

  和谐的刑事诉讼,必须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的、适度的平衡。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侧重于打击犯罪,而忽略人权保障,或者与之相反,都会影响诉讼和谐。我国刑事政策历来强调打击犯罪,重视社会稳定,对人权保障顾及较少。加之,我国法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上对“严打”政策的偏爱,这种偏爱不仅影响到司法实践部门,对立法机关也有深刻的影响。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上,普通民众过于偏好实体正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比还处于次要的地位。对违反程序收集的证据,只要实体上是正确的,司法机关一般是认可的。普通民众心理与现代法治理念的不和谐,直接影响到刑事立法中对人权保障条款的规定。

  当前,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我国的刑事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由“严打”的刑事政策调整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反映在证据规则上要求处理好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平衡。

  在我国证据规则体系中,由于以上具体证据适用规则存在自身的不和谐,加之,证据规则相互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地排除,由此直接造成我国证据规则体系的不和谐。

  四、如何构建和谐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的精髓在于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作为服务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建构。

  (一)以刑事政策与治安形势为基点

  法律特点是整齐划一,事先公布,对事不对人。社会生活却是丰富多彩,僵硬的法律规定在调整具体的社会矛盾时,往往与人情、天理相冲突,法律与道德相冲突,法律与人性不和谐。为了减少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中的僵硬性,必须以刑事政策加以调和。法律的特点是稳定性强,注重整体公平;刑事政策特点是灵活强,注重个案公平。理想的诉讼是个案公平与整体公平兼顾,国法与天理、人情相融。在确立我国刑事证据适用规则时,不仅要考虑法律因素,还要考虑政策因素,这样制定出来的刑事证据适用规则才具有内在的和谐。

  从我国的刑事政策看,自83年“严打”以来,国家对一些重大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为了配合国家现行的刑事政策,有效地遏制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对一些特殊种类的犯罪在证据运用上应增加例外性的规则。如,按照我国立法规定贩卖毒品与持有毒品在量刑上有重大的差别,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经常把贩卖毒品诡称为持有毒品。依据刑事案件的举证原则,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持有毒品还贩卖毒品必须承担证明责任。从司法实践看,司法机关对此是很难证明的。为了实现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的目标,可以适度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将来在刑事证据立法时,对证明毒品等特定种类的犯罪应增加一些例外性规则:让被告人承担是持有毒品还是贩卖毒品的举证责任。不过,证据例外性适用规则的范围不应太大,应限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贪污受贿犯罪。这类案件犯罪主体比较特殊、证据通常由被告人控制,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在特定种类的犯罪中,由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体现了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和谐。

  从目前治安形势看,新型犯罪不断增加;有些地方治安形势还比较严峻,民众缺少必要的安全感。如果法律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过多,会失去民众支持。美国最近制定的《反恐怖法》,缩减了公民权利。最近,联合国通过了《打击跨国犯罪有组织公约》和《反腐败公约》,这“两个公约”的总体趋势是加强对犯罪的打击,缩减有关人权保护的内容。如,对使用特殊侦查手段放宽了限制:对毒品走私案,允许当局主管单位在境内使用控制下交付、监听、卧底,甚至特工手段来收集证据。对被告人主观上的明知、故意、目的,可以根据客观情况予以推定,避免了对被告人主观上无法证明的困难。这说明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和遏制犯罪上升势头的需要,对证据适用规则进行适当的修改是必要的。

  但是,从刑事犯罪发展的规律看,“严打”的作用是有限的,单靠“严打”不可能完全抑制犯罪、减少犯罪,而且随着“严打”斗争的持续进行,“严打”本身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因此,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调整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在“宽严之间”把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以此达到刑事政策的内在和谐。重构我国刑事证据适用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时,必须根据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治安形势,合理地确定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各自范围,使二者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平衡与和谐。

  (二)考虑民族文化心理和宪法规定

  从我国民众的法文化心理看,对人权保护和打击犯罪呈现出矛盾心态。一方面,民众对公职人员侵犯人权的现象极为反感;另一方面,民众对一些严重危害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犯罪。“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创制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要先考察一下,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应接受那些法律。”  确立刑事证据适用的原则性与例外性规则时,必须考虑我国民众矛盾的法文化心理,体现民意中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双重愿望。在制定刑事证据适用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时,对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必须兼顾,不能专注某一方面。

  从宪政状况看,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作为基本法的宪法,由于自身缺少相应的制裁措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必须靠其它法律来实施。刑事诉讼法作为宪法框架之下一部重要保障人权的法律,就其对人权保护的力度而言,与宪法的规定还有一定的差距。宪法规定与部门法规定不和谐,影响到法律体系自身的和谐。为突显宪法的权威,减少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和谐因素,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人权保障条款,反映在证据适用规则上就是要扩大原则性规则,制定好例外性规则。

  (三) 坚持适度平衡原则

  刑事证据适用中原则性规则重在保障人权,例外性规则重在打击犯罪。例外性适用规则是通过降低证明标准和转移举证责任的方式来加强对犯罪的打击。不过,刑事诉讼法的要义是保障人权,打击犯罪仅是保障人权的手段。“惩罚权应以自然的必要性和自我防卫性为基础。”  惩罚犯罪的权力与保障人权的权利相比是处于次要地位,权力对权利具有依附性,因为国家权力是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历史经验证明仅靠刑罚来维护治安秩序,从未取得成功。“往往刚执行死刑,被处决者的帮凶就又实施杀人罪。在167名被判处死刑的英国人中,有164人曾经观看过死刑的执行。”  基于权力对权利的依附关系,以及打击犯罪对保障人权的从属性考虑,在制定刑事证据适用规则时,在总量上应遵守刑事证据适用的原则性规则大于例外性规则。在立法方法上,对原则性的适用规则可以用比较模糊的语言,尽量给原则性规则拓展的空间。对例外的适用规则应用列举、限定的方式,使其明确化,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我国刑事立法而言,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都存在不足。立法不足不仅影响到对犯罪的打击,而且影响对人权的保护。将来在修改刑事立法时,可以对原则规则与例外性规则加以适当地扩充。

  在制定刑事证据规则时,必须坚持原则性规则在总量上大于例外性规则,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总的要求。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和不同的治安形势下,允许原则性规则和例外规则在量上发生一定变化。证据适用的原则性规则和例外规则可以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关键是把握好二者的比例关系。在确立原则性适用规则和例外性适用规则的比例时,要选择好平衡点。选择平衡点的根据是一个国家的治安形势,民族的法文化传统等因素,只有兼顾这些因素,确立的证据规则才能最大可能地消除内在矛盾,达到自身的和谐。

  (四)恪守底线规则与规则系统化

  在规定刑事诉讼证据适用的原则性与例外性规则时,要遵守底线规则。无论是社会和谐,还是诉讼和谐,都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和谐必须以人民富裕为基础,如果离开了人民富裕这一基础,就谈不上和谐。人民富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无论何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包括法律制度的变革,都不能背离人民富裕的这一底线。人民权利得到保障又是人民富裕的前提,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人权保护法,它的任何一项证据规则的设定必须以保障基本人权为目的,保障基本人权是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底线规则。底线规则是刑事诉讼最重要的规则,突破底线规则就会动摇诉讼和谐的基础。底线规则所涉及的都是一些基本人权或重大利益,遵守底线规则有利于人权保障和诉讼文明。例外性适用规则只能是在遵守底线规则以后的例外,例外性适用规则是在保障基本权利之后的例外。在我国确定底线规则时,应考虑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认同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规定不得高于正常人,并适当参考联合国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

  和谐本身具有“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意旨,对刑事证据适用规则的系统化,有助于消除其内在矛盾,使不同的证据规则能够协调和谐。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适用中,原则适用规则与例外适用规则是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之中。就整体而言,刑事证据运用中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是处于混乱状态,证据规则自身的不和谐,势必影响到司法人员对其理解和运用,并间接影响到诉讼和谐。法律条文系统化是立法工作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将来出台刑事证据法典,可考虑对证据适用的原则性和例外性规则单列一章。如果不能出台刑事证据法典,也应对其归纳、整理,消除其内部不和谐部分,实现证据规则内在的和谐。

  五、和谐刑事证据规则的内容

  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适度平衡,鉴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中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规定都存在不足,刑事证据立法在这两方面都应有所增加,才能确保刑事证据规则自身的和谐。

  (一)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诉讼中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一些司法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动辄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依靠刑讯逼供确实能破获一些案件,但它侵犯了基本人权。在制定刑事证据适用规则时,应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力度。排除非法证据并不是这些证据都不是真实的,而在于保障基本人权。在法治社会,任何一个必须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非法证据是侦查人员违法取得的,将非法证据排除适用,才能有效地阻止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排除非法证据适用,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什么样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对非法证据排除到什么程度?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美国对非法证据排除是遵循“毒树之果”理论:“在联邦法院,不仅非法截取证据不应采用,而且因截取之结果发现之事项,亦不得作为证据。”  但“米兰达规则”目前已经松动:针对违反“米兰达规则”的自白而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作为“毒树之果”加以排除,2004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表决做出裁决:这种情况下“毒树之果”将不被排除,通过间接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实物证据也不被排除。  日本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采用“权衡法则”,并把“同一目的”,“直接利用基准,必要性、紧迫性、合法程序 转换之可能性,有无暴行”等内容加入到法官的“权衡法则”之中。台湾地区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第158条4款规则:“除法律另有规则外、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员因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应审酌人权保障与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  台湾地区对非法证据是原则排除,法律有规定时按法律规定处理,法律没有规定时,由法官根据人权保障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进行裁量。以上国家或地区立法或司法实践,足以说明法治发达国家或地区对非法证据是采取权衡的处理方法。

  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限于口供方面,排除的范围非常有限,不足以保护基本人权,难以体现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法的基本精神,必须扩大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作如下规则:对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辞证据应一律排除;以非法手段获取的物证由法官裁量排除;以刑讯逼供或以侵犯公民重大权利方式获取的非言辞证据禁止使用。

  (二) 增加举证责任例外规则

  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控方举证是国际通行做法,但各国对此多有例外性规定。为了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增加了推定的内容,这等于变相地扩大了举证责任例外性的适用范围。我国仅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我国举证责任例外规则适用范围明显过窄,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一些特定种类的犯罪难以认定,无法有效地打击犯罪,影响到诉讼和谐。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在坚持控方举证的原则下,可以把举证责任例外性规定扩大到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等方面。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逻辑起点,其核心是强调控方举证,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推翻法律对被告人的无罪假定。无罪推定原则下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是相当高的证明标准,不少真正的罪犯借助无罪推定原则的过度保护而逃脱了法律制裁。推定被告无罪,并不是要放纵真正罪犯,只是在被告人是否有罪难以确定,被告人可能是个好人的疑点没有被彻底排除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冤枉好人,才推定被告人无罪。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都不能忽视打击犯罪,为了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实际需要,在举证责任方面必须有例外性的规则。例外性证据规则要求在符合特定的条件下,由被告人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法律可推定其有罪。特定情况主要是指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表面违法状态,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定他有罪。如,一个人占有最近失窃的物品,他必须证明占有的合法性,否则,法律可推定其有罪。当然,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是以控方已经对基础事实做出证明为前提的。

  (三)禁止传闻证据适用,但允许有例外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规定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信,除非有法律规则,否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对传闻证据没有做出禁止性规则,属于立法上的不足,并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采信传闻证据。传闻证据大量采集不仅剥夺了被告人质询不利于自己证人宪法性的权利,而且无法使法官通过亲自聆听、在观察证人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形成内心确信,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法庭:“无法通过具结、对质之机能对传闻证据直接加以吟味推敲,又无法经由诘问权之行使,以担保供述证据之真实性,且因法官未接触原始证据,难以亲自接近证人之人格、观察其态度。如果直接引用传闻证据,则关于在审判上证据之收集、调查则较易依赖于薄弱证据之倾向,导致事实之真实性有被扭曲之危险。”

  大多数法制系统都存在错案问题,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美国,证人亲眼见到的情况,有74%是错误的。这个证人并没有撒谎,只是由于时间比较长,他们觉得自己这样说就是正确的。”  传闻证据在本质是二手证据,不具有原始证据的保真性。证据在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递减或信息递加,无论是信息递减还是信息递加都与原始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利于法官对案件事实做出准确的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法官排除信息传递中虚假不实的成份。出于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目的,许多国家刑事立法都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拒绝采信传闻证据。

  在修改刑事立法时,应明确规则:“传闻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律另有规则除外。” “法律另有规则除外”属于例外的适用规则,例外性适用规则的范围不宜太广,法律对此应作详细列举,凡法律没有列举到的传闻证据,都不具有可采性。

  (四)统一证明标准

  我国的证明标准应统一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在被告人提出足够证据支持自己主张时,控方还要继续承担对被告人的防御加以证明的责任。被告人仅对自己积极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明,证明只要达到具有可能性的程度。

  从刑事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看,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实际分为普通时期的证明标准和“严打”时期的证明标准。普通时期证明标准是非常高的,对保证案件质量有积极意义。与普通时期证明标准相比,“严打”时期证明标准就低得多。立法本意是普通时期应注重人权保护,“严打”时期要重视犯罪打击。但法律如此规定,实际上造成了我国证明标准“与时俱变”的特点,证明标准不统一,从根本上说不利于人权保障。在修改证据立法时,应该取消“严打”时期的证明标准,把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统一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当然,一些特殊类型案件的证明标准可否低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值得深入研究。即便一些特殊类型案件的证明标准可以低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只能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自由裁量,不宜由法律直接规定。

  总之,探求刑事证据规则的和谐,关键是处理好证据适用的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关系。原则性证据规则重在保障人权,例外性证据规则重在打击犯罪,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是刑事诉讼的永恒追求。如果证据适用原则规则与例外性规则能够和谐,无疑有利于诉讼和谐,从而间接地推进社会和谐。

  Search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in tune

  Li   Fu   Cheng

  (People 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38)

  Abstract: On according to evidence used,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divided into the law of principia and the exception. The principia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emphasized particularly on protection human rights, but the exception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emphasized particularly on striking crime. Would the principia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be in tune with the exception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could be harmonious in itself. The harmonious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not only to insure evidence used well, but also to attain the aim of criminal justice.

  Key words: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the principled law;

  the exception law; harmoniousness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03年1月4日上午,府谷县公安局政委高某给该县电信局副局长申某打电话,称有人要炸陕京输气管道。为了调查恐怖活动和当地吸毒犯罪情况,公安局需对几部电话进行监听。申某说可以,但要有证明。不久,高某指派王某送去了一张盖有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公章的介绍信,介绍信上的监听理由是”调查110报警电话来电情况“。申某看后当即同意对王某指定的电话进行监听。监听3天后,王某通知电信局取消监听,并以”存档“为由要回了介绍信。事后,申某得知被监听的电话分别是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某、公安局长霍某以及前人大常委会主任甄某的办公和住宅电话,于是当即将此事告知了霍某。不久,涉案人员王某因涉嫌滥用职权被刑事拘留,高某被”双规“。3月17日,高某被免去府谷县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等职务。3月20日,高某被刑事拘留。” 参见:人民法院报,2003-08-25.

  有关刑事诉讼平衡的观点,参见:李富成.论刑事诉讼的适度平衡.行政与法,2005(8).

  解读六中全会决定: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新华网,200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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