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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与对策

2009年07月24日07:53 东方法眼施吉祥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关于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学术界和实务界有诸多的论述,但是大多是从立法原因、司法原因以及证人自身原因等方面进行描述,都未从社会主义法

  关于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学术界和实务界有诸多的论述,但是大多是从立法原因、司法原因以及证人自身原因等方面进行描述,都未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进行综合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在刑事诉讼中,我们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被告人的质证权就得不到保护,就不能保证证人证言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性,所以,在特别强调程序正义的今天,仍然规定允许证人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就可以不出庭面对控辩双方和法官的询问,实在让人闻不到一点点尊重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味道。我们不能仅仅在口头上高喊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实际上却连被告人最起码的与证人对簿公堂的权利都不断地被剥夺,现在应当是实实在在的为被告人作一点实事的时候了。

  产生证人不出庭的基本原因到底在哪?

  一、理念的悖离

  1、立法理念的悖离

  我国传统法律是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其建构遵循一条从家庭到宗族再到国家的集团本位的道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沿袭照搬前苏联的法律,在刑事诉讼领域,强调的是对“劳苦大众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在这样的立法理念支配下,制定的法律强调的是个体对集团或国家的依附、服从,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独立性和权力湮灭在权威和服从中。反映在刑事诉讼立法或者刑事诉讼执法中,就是过分强调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功能,而没有把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诉讼制度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有学者说,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其诉讼制度是否统一和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而证据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体现程序的公正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体权利的实际享有。在现代法治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强调追惩犯罪的同时,更加强调保障人权,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因此,为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实体权利,首先在立法上就必须切实保障被告人程序上的权利,避免国家机关“为了严惩犯罪”而对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的当庭对质设置种种障碍。

  立法机关制定每一部刑事法律时,几乎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既有理论界之间的争论,又有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论,这种争论的结果就是导致法律变成理论界与实务界、实务界中又分为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等各种利益相互调和的产物,一次立法行为变成各自利益或权力瓜分的平台,前后相互冲突自相矛盾的条文充斥于关于刑事诉讼的几乎每一个法律文本中,请看以下这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经常被适用的自相矛盾的条文:

  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既是对证人资格、范围的规定,又是对证人负有作证义务的规定。

  矛盾之处: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院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等应当当庭宣读。”这一规定直接与第47条、第48条相矛盾。

  最高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3条规定:“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传唤或者通知未到庭,不影响开庭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第141条第2项地(二)款规定:“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这些规定不仅于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48条规定的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相矛盾,更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一种倒退。这不仅给法官造成很大的随意性,也给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法律依据,证人完全可以以此为借口而拒绝出庭作证。立法规定上的诸多不一致正是由于立法理念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离的体现。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在价值追求上偏重于社会保护,人权的保障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在制定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制度时,看到看到上述这些怪现象就丝毫不足为奇了。而在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由于政府权力本身就是以保障个人权益为存在依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的刑事诉讼中,两者总是表现出明显的对立,原因主要在于政府与个人在刑事诉讼中所追求的利益的冲突。为了惩罚犯罪,往往需要赋予司法机关较大的权利并弱化被告人诉讼权利;而为了保障人权,又必须对国家的追诉权进行有效的规范和限制并强化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随着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加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价值目标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逐渐成为一种优位价值理念,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

  2、执法理念的悖离

  笔者所供职的法院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情况:某一经济犯罪案件开庭审理时,证人作了与在公诉机关不同的陈述,结果,开庭未结束,证人就被公诉机关强行带离法庭……

  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惧怕证人出庭作证,主要原因是害怕证人当庭翻供,“不利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从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维护,与世界人权公约的原则相违背。侦查机关害怕证人当庭作出相反的陈述,导致侦查机关重新侦查取证;公诉机关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改变以前的证言,打乱支持公诉的计划,难以及时应变,易造成被动的局面,甚至会由此改变案件的性质;审判机关出于通知证人难、结案指标压力大、审限规定严格等原因不积极主张证人出庭作证。

  中外历史上一度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在此诉讼理念的指导下,涉诉人员特别是被追诉者的基本人权被随意剥夺,能够证明被追诉者是否有罪、此罪彼罪、罪重罪轻的证人基本不可能在法庭上与被追诉者形成对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人权观念的出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正确的执法理念应当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同等重要,既要依法打击犯罪,又要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的人身权利。

  二、对策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3条第3款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将我国的人权保护的目标提升到宪法高度予以界定,这必将对健全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向世贸组织承诺,不仅要废止和停止执行其实施效果与WTO国民待遇规则不一致的所有现行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而且要保证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使用和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因此,我们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 树立程序本位主义理念

  有学者指出,证人作证的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一是证人作证的实体价值,二是证人作证的程序价值,三是证人作证的社会价值。证人作证的主要作用就在于通过证人这种中介来帮助裁判者恢复对案件的认识,各国都将证人作证作为证人的一项强制性的义务来规定。证人作证在维护程序争议方面,除了满足查明案件真相的需要外,也是实现对抗式的程序机制的需要。让证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为控辩双方提供平等的对抗机会,这本身就是程序正义的公开性、参与性、平等性的应有之义。

  程序正义具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一种价值,如果严格遵循了程序正义,那么对这个结果就有一种自然的信赖,容易接受。相反,实体处理结果本来是公正,但是程序上是违法的,当事人往往反而质疑结果的公正性。在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发现真实是刑事诉讼的最高目标,程序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要树立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的诉讼理念。程序公正要求在诉讼过程中遵循严格的诉讼证据规则和程序,“如果说实体公正是工厂加工出来的产品,那么程序的公正则是生产该产品的生产工序,如果说生产的工序出了问题,那么其产品要么是次品,要么是废品,是正品的几率很小很小”。所以,程序本位主义价值观应当成为我们的刑事诉讼的主导观念,要制约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对那些片面追求办案效率而肆无忌惮的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和执法行为要严格限制,加大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力度。

  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同样,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不可能就每个案件都做到完全可知,案件事实真相具有不确定性,绝对真实的再现案件事实是不可能的,真实只能是“法律的真实”。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虽然在程序之外存在着衡量什么是正义的客观标准,但是百分之百地使满足这个标准的结果得以实现的程序却不存在。所谓的正义也只能是法律限度内的正义,是相对的正义。在我国,刑事诉讼一直被作为国家主动追究犯罪的专门活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并未得到切实保障,其诉讼主体价值未受到应有的尊重,诉讼活动更多地是强调国家机关程序化处理纠纷的权力属性以及被告人被动接受审判的服从属性。在执法理念上,我们要革除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中专政与被专政、纯粹的追究与被追究的观念,树立法治化刑事诉讼理念。要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其人格尊严,尽量避免把执法活动变成冷冰冰的机械式的例行公事。在办案中,灵活运用法律和刑事政策,使严格执法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

  2、要树立统一法制的理念

  伟大的革命导师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极为重视法制的统一,在他的著作《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列宁强调“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当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 “如果我们不坚决实行这个确立全联邦统一法制所必须的最起码的条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维护和创立文明了。”1他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司法改革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就没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同志都应明确,维护国家的政令和法制统一,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要始终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来来认识和对待。

  国家对外取得了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后,对内还须用统一的法制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统一的法制才能奠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力量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适当的地位,才能保障人民充分地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保障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前进。

  国家统一在法制意义上的根本要求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宪法之下有统一国家和社会生活基本方面的法律,一切下位阶的立法以及其他各级各类国家政权机关的文件和行为,都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这么多年来,我们十分强调维护法制的统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下位法抵触上位法、行政机关的“红头文件”冲突法律,以及司法机关超越权限解释法律,甚至做出立法性规定的现象时有发生。实践中任何一件破坏法制统一的文件或者行为,都是对国内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社会关系、统一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腐蚀和侵害,长此以往,就会影响乃至破坏国家一体化的、和谐和稳定局面的形成。为此,我们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法制统一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认识到法制不统一对国家统一造成的极大危害,旗帜鲜明地维护法制统一,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于一切破坏法制统一的行为作斗争。

  司法机关要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包括司法解释权、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等。司法人员要树立自己的司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控制、司法应在立法授权下进行的这一根本理念,要严格按照法律执法,不能因为立法的不完善而不尊重法律,随意的解释法律,曲解法律,甚至为了本部门一己私利而以不惜牺牲法制的统一为代价。

  3、要树立权为公民所用的理念。权力是保障权利和自由必不可缺的强制力量,西方国家对权力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国家以全部的国家机器和人力、物力作为行使权力的后盾,不管个人的力量多么强大,如果与国家的力量相比也是弱小的。这就形成了政府和平民在参与诉讼能力方面的严重不平衡。这种力量对比上的不平衡现象很容易导致审理的不公正。为了调整诉讼双方的不平等状况,除了赋予被告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以与国家力量相抗衡外,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以防止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才是根本。强调证人必须到庭作证,并依法接受控辩双方、被告人、被害人的询问才是切实保障被告人个人权利的基本途径之一。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真正缺乏法律意识不敢出庭作证或者仅仅考虑出庭作证会造成自己经济上的损失的证人会越来越少。法治的进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不要去指责证人个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关键看我们自己为社会主义法治贡献了什么。

  (作者系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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