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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界定

2013年12月01日08:59 东方法眼 张红强
   
 

核心提示:浅议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界定 ——以解读刑诉法第54条为视角 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

  浅议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界定

  ——以解读刑诉法第54条为视角

  新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难以辨别,其执行情况也不容乐观,鉴于非法证据排除具有重要的诉讼价值,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界定,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对此,笔者结合公诉实务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对“刑讯逼供”概念的合理界定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条对此做了详细的阐述,即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

  从以上规定看,刑讯逼供有两种行为方式,一种就是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比如通过殴打、烧烫、电击、捆绑、悬吊等方式,致使肉体上有明显的受伤痕迹,这种情形一般容易界定为刑讯逼供,如果情节严重,致人伤残、死亡的,依据刑法将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另一种是变相使用肉刑,这种行为方式有时很难做出界定,尤其在犯罪嫌疑人没有明显伤痕的情况下,检察人员也很难从结果上认定存在刑讯逼供,比如长时间的冻或晒、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连续几日不给吃饭或睡觉等,此种情况下怎样做出合理的界定?

  笔者认为,还是应当结合《规则》中的解释,看是否使其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而何种程度才能称得上“剧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猛烈、厉害”,而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解释酷刑为“只有相对严重的痛苦才能构成酷刑。”那么此时的“剧烈”也可以等同于“严重的”,也就是说变相的体罚必须达到严重的痛苦。

  因此,具体到个案当中,比如,某省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讯问录音录像时发现,犯罪嫌疑人站立时间达十小时以上。虽然对于这种疲劳式的讯问是否构成刑讯逼供,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以“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一般人认为的合理理由”来判定,对犯罪嫌疑人已经达到“严重的”程度,检察机关遂认定这属于变相肉刑,构成刑讯逼供。另一起强奸致人死亡的案件中,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侦查人员采取高压式讯问,并伴有轻微的推搡、训斥等行为,在犯罪嫌疑人供述后,出于义愤打了犯罪嫌疑人一拳,此时依据一般人观念,并未达到剧烈、严重痛苦的程度,因此,这种行为不能认定为刑讯逼供。

  除了上述判断标准外,笔者认为,还可以聘请法医作为专家证人对具体案件中“剧烈”的程度提供鉴定意见,比如,借助医学上的疼痛级别来判定,几级的程度能够认定为“剧烈”。并将此鉴定意见附于案卷,作为认定刑讯逼供的重要参考。

  二、对“其他非法方法”的合理界定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条第三款规定: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谈到此,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采用“引诱、欺骗”手段收集的证据是否应当排除?这是因为新刑诉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这其实是将“引诱、欺骗”手段收集的证据确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但新刑诉法第54条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将“引诱、欺骗”手段收集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笔者认为,不能将以“引诱、欺骗”手段收集的证据绝对化的予以排除,应坚持原则化和特殊化相结合的方式,原则上不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因为这与侦查人员侦查案件时讯问的技巧和策略有重合。比如,我省一起盗窃案,在审讯过程中侦查人员许诺只要犯罪嫌疑人老实交代,就可以取保候审,后因案件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未对其变更强制措施。此时犯罪嫌疑人据此提出其有罪供述就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因为这只是侦查讯问的一种技巧而已。而且《排除规定》的起草者也是认可这种观点的,认为:“对于这种证据,应综合多种可能损害公正审判的因素决定是否排除。司法实践中,‘威胁、引诱、欺骗’的含义及标准问题的确不好界定,很多从气势上、心理上压倒、摧垮犯罪嫌疑人心里防线的讯问语言、行为和策略很难与之区分开来,如果这些讯问方法都被认为非法,将导致大量口供被排除,给侦查工作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此问题不必苛求严格,暂不作出规定。”

  但在特殊情况下,要根据案卷材料和同步录音录像来分析其情节、具体语境对其心理、精神的压迫程度来区别对待。对那些其强迫程度已严重违背基本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严重侵犯基本人权和尊严的“引诱、欺骗”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比如,利用犯罪嫌疑人有毒瘾以提供毒品为引诱来获得的供述,或者利用亲情欺骗犯罪嫌疑人危在旦夕,供述后即可见其最后一面获取的供述,这种引诱、欺骗的手段获取的供述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非法证据不等于瑕疵证据

  非法证据强调的是“非法”性,而瑕疵证据指的是因程序上或方式上不符合法律的某项规定而有缺陷的证据。为了更好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必要与瑕疵证据进行必要的区分,

  首先,从获取证据的真实性上看,非法证据中通过刑讯逼供或暴力、胁迫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极有可能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想法,背离案件的真实情况,严重影响证据本身的真实性;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由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又不能做出补正和合乎常理、逻辑的解释,当然影响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比如,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印件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及其内容的,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瑕疵证据是在不影响实质内容前提下,取证程序上的疏漏,这种疏漏不影响对证据真实性的阻碍。比如,同样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印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无调取人的签名、盖章的,只需在程序上予以补正即可,并不妨碍案件事实的查清。

  其次,从证据本身的严格性上看,不同的证据本身,对侦查人员取证要求的程度也有所不同,非法证据排除的严格性要远远高于瑕疵证据,比如,同样的讯/询问场所,若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后,带离看守所以外的场所讯问,则涉嫌重大违法或刑讯逼供的行为发生,对此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若侦查人员对证人证言的询问,询问地点即使不符合规定的,该证人证言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只不过属于瑕疵证据,需要依据相关刑诉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或补正。

  最后,从侵犯当事人权利来看,通过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其行为有可能侵犯当事人最基本或最重要的诉讼权利。比如,刑诉法要求询问聋、哑人,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询问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证人,应当提供翻译人员。倘若侦查人员在询问上述人员时未提供的,这就严重侵犯了当事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瑕疵证据侵犯当事人的权利一般是程序性的,比如,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告知其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询问证人时没有告知相关的权利义务的,只是程序上的未告知,并不体现实体上权利的侵犯。

  (作者单位: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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