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以审判为中心与检察工作的新挑战_东方法眼 [dffyw.com]
 
首页 > 法学 > 程序法 > 正文

陈光中:以审判为中心与检察工作的新挑战

2016年02月21日10:05 东方法眼 陈光中
   
 

核心提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十分令人瞩目。但是法律界对何为“以审判为中心”认识仍存在歧义。我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十分令人瞩目。但是法律界对何为“以审判为中心”认识仍存在歧义。我认为“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指审判在公诉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公诉案件的刑事诉讼分为互相联系、先后衔接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大阶段。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说明审判在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方面具有定局性的作用。当然,立案和侦查为刑事诉讼之开局,其收集运用证据的质量关系到从源头上保证案件审判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审查起诉是把守案件审判质量的重要闸门,而且根据不告不理的现代司法原则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不提起公诉,法院不得自行受理公诉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尽管如此,侦查、起诉毕竟都是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活动,而执行则是对法院审判结果——判决的兑现。可见侦查、起诉和执行都是围绕着审判中心展开的。

  其次,是指在审判中,庭审(开庭审理)成为决定性环节。在庭审中,刑事诉讼各项基本原则,如公开、辩护等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得以最有效的行使。庭审要真正成为审判的决定性环节,必须使庭审实质化而不能流于形式。为此,既应当防止法官在开庭之前受到检察机关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的影响,形成“预断”;又应当防止在庭前会议上提前研究与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关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强行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导致庭审功能前置;还应当注意规范法官的庭外调查活动范围,防止庭审功能外移。总之,在庭审中一定要做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庭居中公正独立地审理裁判。双方举证在法庭,质证在法庭,非法证据排除在法庭(必要时程序可相对独立),辩论说理在法庭,法官对证据事实的心证基本上形成于法庭。正如《决定》指出的,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证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以审判为中心重在第一审的法庭审理,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审应当全部开庭审理(有的依法不公开),第二审只是部分案件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且发展的趋势是二审重在解决控辩双方争议的问题,死刑复核则不开庭审理。

  最后,是指侦查、起诉这两个阶段的办案质量,特别是对证据的要求,应当符合严格司法的标准,经得起庭审的检验。应当明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无论是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或者是审查起诉后提起公诉,证明标准都是与审判阶段定罪标准一样的,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以审判为中心”,是针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过分看重案卷移送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提出来的,不是对法、检、公三机关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否定,而是对其存在一定不足的弥补和完善。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检察工作面临着新的压力与挑战,但也为提高和发展检察工作提供了新机遇。以审判为中心要求检察机关在办案工作中,特别是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时转变观念,贯彻严格司法新要求,树立为庭审实质化服务的新理念,采取一系列符合《决定》精神的新举措。在此仅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先行排除非法证据。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司法改革、切实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批捕、审查起诉阶段要真正改变过去对证据“重真实性、轻合法性”的观念,特别注意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发现证据为非法方法收集应当予以排除的,坚决予以排除,不让带病证据上法庭。如果证据有瑕疵补正后可以采用,则抓紧予以弥补。对于合法的证据,检察官还要认真审查,对其合法性的证明是否达到足以在法庭上经得起辩方质疑,使法官确认控方证据的合法性,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完整的录音录相,捜查扣押实物证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公诉人不能寄希望于法庭的“配合”,在庭前会议上或庭审中遏制辩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

  第二,支持证人出庭。证人是否出庭是庭审能否实质化的关键问题,关系到直接言词原则的逐步推行,更关系到庭审中“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的实现。因此,必须着力解决当前证人不出庭的困境问题。我国当下证人出庭率极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检察机关出于巩固证言,防止当庭翻证,争取庭审胜诉的效果考虑,不愿意证人出庭,而法院出于与检察机关的互相配合及诉讼效率的考虑,也不愿意证人出庭。为此,检察机关必须配合法院认真贯彻《决定》中“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的规定,支持证人出庭,而非阻挡证人出庭。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夯实证据体系的根基,不怕证人在庭审中翻证。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际,要求实行直接言词原则,证人全部出庭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逐步推进,即在当下保证重要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允许法庭在一定情形下采用经过当庭质证的书面证言。法律或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在以下几种情形下证人必须出庭:(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2)可能判处死刑,即使辩方并未对控方提出的书面证言有异议,法院也应当通知证人到庭,以利于辨别证人证言的真伪,严防错判错杀;(3)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的其他案件,如社会影响重大或涉外案件等。符合上述情形,证人如不愿意到庭,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否则其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第三,保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运用证据对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解和运用,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百分之九十或者九十五概率的理论和做法,而是对于案件关键事实即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谁实施了犯罪事实的确定上必须达到唯一性、排他性的程度,这样才能“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部分检察人员对庭审的证明标准认识不足,或者认为起诉的标准可以略低于审判的标准,或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可以不达到确定性,甚至于认为严防冤假错案是法院的任务,这样导致在提起公诉时对证据体系的把关不严。实际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运用证据和适用法律的质量关乎从源头上保证审判质量、关乎案件实体公正的实现,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而且,《决定》提出并为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的司法责任制,不仅包括对法官的追责,也包括对检察官的追责。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审查起诉阶段对于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与审判阶段并无二致。

  第四,适应法庭裁判的独立性。审判中心根植于审判独立,检察机关对审判独立的维护也正是庭审实质化的内在要求。从程序角度而言,四中全会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就是法院敢于独立作出无罪判决。据了解,近期在天津、云南等地出现了若干法院一审宣告无罪,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例。对于这种案例,在实体公正上法院、检察院判断不同,孰是孰非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是这种情况说明过去法院、检察院互相配合、照顾的现象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审判中心必然导致法院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更加独立地作出判决。对于类似情形,过去的处理往往都是政法委协调,法院或者判有罪,或者认为应作无罪处理便通知检察院撤回起诉以配合检察院实现高定罪率。检察机关在撤回起诉后或退回补充侦查,或者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处理,而这些做法都是违反程序正当性和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应当指出,加强保障检察独立与审判独立都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就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改革命题,那就是不能依赖检法之间的过度配合,并且要变革检察机关内部现有的片面追求起诉胜诉率的考评机制。

  以上四个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以审判为中心”对检察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必须敢于面对,勇于探索,加强改革,适应改革,切实贯彻《决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把我国的司法制度推向进一步法治化的新台阶。


┃相关链接:

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杨宇冠:以审判为中心与撤回起诉

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对“三项规程”重点内容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三项规程》的通知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理解与适用(下)



扫码获取每日最新法律法规
陈光中等中国法学大家支持的李博士刑事辩护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