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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崇义:“以审判为中心”提出的背景与刑事检察工作应对

2016年02月21日10:06 东方法眼 樊崇义
   
 

核心提示:讲特色也要遵循规律,规律不可违,方法可选择,不能脱离以审判为中心。对审判权的定位是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重要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樊崇义

  以审判为中心,要从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上来寻找主旨,而不是盲目的认识。对于诉讼原理和诉讼规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职权原则。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执行权四大司法权力在运转的过程中,审判权的运用和作用,产生了一个以审判为中心的命题。要从规律上深刻理解这个问题,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纵观世界主流法治国家,都在遵循这个规律维持着法治的正常运转。第二是法律正当程序,要遵循程序正义以及程序的价值规律。刑事诉讼程序从侦查到最后的审判,有控诉、有辩护,但如果没有审判,没有公开的审理,没有正常的庭审程序,程序的正当何以体现?公平正义哪里去寻?第三是诉讼结构原理。目前的两种刑事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在走向融合,而且多数的职权主义国家都在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进行学习和借鉴,因此,应当坚持“法官居中、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模式,才能查明事实真相,作出公正的判决。

  以上这三个重要的规律,是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根本依据。如今我们讲中国特色,但是讲特色也要遵循规律,规律不可违,方法可选择,不能脱离以审判为中心。对审判权的定位是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重要问题。

  对于为何在当前提出以审判为中心,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共中央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依法治国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那么刑事诉讼该如何定位,尤其是最为重要的审判环节该如何定位,是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在理解和运用上出现了偏差。以审判为中心就是对这个错误认识的一个“拨乱反正”,以侦查为中心以及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等问题形成了“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强势的公安、优势的检察、弱势的法院”现象的产生。

  三是由于理论出现了偏差,庭审成了过场。法庭审判变成了“念念材料、办办手续”,有的法院庭审被外国人观摩后,一致提出问题:你们的被害人哪里去了?证人哪里去了?鉴定人哪里去了?辩护人念完辩护词怎么先走了?辩论哪里去了?这难道是军事化的法庭,进行的是军法裁判吗?

  四是法院无权威,上访告状满天飞。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三两个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以侦查为中心、庭审走过场,使得既判力遭到损害,司法权威遭到质疑,公民开始“信访不信法”进行上访告状。

  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可从三句话来理解:第一句话是“侦诉审”流水作业、阶段论要转变为以审判为中心。这种“流水作业、铁路公安各管一段”的局面要改变。第二句话是审判程序要以庭审为中心。第三句话是在一审、二审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要以一审为中心。

  目前提到以审判为中心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以后的阶段,以审判为中心要延伸到检察机关,到侦查阶段,包括强制措施、非法证据排除、人身权的保护、财产的扣押,这也就是要实行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项宏观、长远的规划,因为现在的侦查是封闭、不公开的,尤其是自侦案件“自己立案、自己侦查、自己逮捕”,这难以称得上是诉讼。诉讼是要有裁决的,两造具备、第三方居中裁断,这才叫诉讼。当前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搞”的程序有哪些,都将会是改革的重点,要有长远的眼光。对以上三句话要坚持四个基本观点:

  第一,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并不是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颠覆。以后仍然要以这个宪法基本原则为基础,只是工作的重点要有所转移。第二,以审判为中心的主体应当包括“公、检、法、司”,要充分发挥这四大主体的正能量。第三,庭审程序是关键,庭审是检验以审判为中心能否落实、能否走向实质化改革的试金石。第四,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审判认定案件事实要以证据为核心,对于证据要充分质证,完善证人、鉴定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对此,检察机关可在七个方面予以应对:

  第一,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下,检察院首先要准确定位。在控辩审三方的关系中,控诉是庭审程序的发动者,是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主体,不仅仅是“端饭的”,也不仅仅是对侦查程序的一种确认,而是案件的审查者、核实者,是防止冤假错案产生的重要屏障。“侦查是基础、批捕是关键、公诉是主导、监督是保障”的观点符合实际情况。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很大。

  第二,要在审前程序上进行创新。检察机关是审前程序的主导者,要考虑如何建构一个完备的审前程序,如何建立一个检察机关主导的“大控诉”格局。检察机关要引导、介入侦查,要从范围、条件、程序、效力等方面进行司法解释。介入的范围、工作的重点、如何引导取证、程序是什么、检察建议不执行的后果是什么,要落到实处。同时要把法律监督的重点转移到侦查监督上,强化侦查监督。

  第三,关于审前程序的构建,检察机关工作的重点和任务要围绕如何使行政措施、行政手段转向司法属性,尤其是批准逮捕、起诉审查中如何审讯,如何听取辩护人、被害人、诉讼参与人的意见。2012年刑诉法对听取辩护人意见作了重大改革,侦查终结、批捕要听辩护人意见,有不同意见要记录在卷。审前程序构建是这次司法改革中一个重大的课题,检察机关如何构建“大控诉”格局,就是要把“引导侦查、侦查监督、改革审前程序”这三项工作做好。

  第四,如何应对庭审实质化,就是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当前形势逼人。现在提出了有效辩护制度,要区分有效辩护和无效辩护。美国的辩护制度也正在走向实质辩护,若辩护人没有尽职则是辩护不力,这样审判就要重来。但现在我国不敢提有效辩护,因为我们还有170多个县没有律师。如果刑事辩护工作走向了实质化,那么公诉要怎么办?首先,要克服案卷依赖思想,要克服书面审理主义,法庭上不能只念材料;其次,如同有效辩护和无效辩护,可以区分有效公诉和无效公诉,设立划分标准;再次,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证人、鉴定人出庭不仅仅是关系到直接言词原则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在中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一个重要命题。最后,公诉人要提高交叉询问的能力和水平,加强科学技术在庭审中的运用,尤其是电子证据的运用。

  第五,提高运用证据的能力,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的三个问题都和检察机关有关,一是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即证据收集不全;二是已经举出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是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在证据问题上,我提出以下几点:第一是案件拿到手以后要明确证明对象。第二是证据运用的八大环节,收集、固定、保管、移送、辨认、出示、质证、认证如何走向规范化。第三是对证据的审查判断,特别是重大的暴力犯罪、死刑案件,如何贯彻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克服重口供、轻证据,重言词、轻实物的做法。第四是要提高对于证明标准运用的水平,侦查、起诉、审判要统一证明标准,不能抱着“一家搞不好还有后家”的想法一步步向后推,将法院置于骑虎难下的境地。

  第六,要科学合理地搞好审判监督。两次刑诉法的修改,我都主张要淡化审判监督,加强侦查监督,要夯实基础。2012年刑诉法第203条、高检规则第580条,审判监督也叫做事后监督,不能当庭“吵架”而是要事后经检察长批准,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作出监督,这就是淡化审判监督举措之一,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审判权威。可在审判监督程序上强化抗诉,同时维护审判权威,要把审判监督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适。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要实行两元化,要适当分离。

  第七,要正确处理诉辩关系。恰当的处理好和律师的关系,正如曹建明检察长所说,律师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拆台的。要转变观念,理顺诉辩关系,这也是现代诉讼的一个重要要求。以审判为中心,控辩审三方力量都要重视,不能将律师的力量排除在外,否则将会影响控辩审三种职能应有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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