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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院时代的审判管理改革

2018年04月07日15:51 东方法眼高一飞 高建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信息技术与审判管理是智慧法院的管理手段与载体,两者在互动与融合中推动司法质效的提升。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审判管理方式向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目标人性化及管理方式数据化方向发展,样本地区已经初步建成以网络化、阳光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法院

  三、智慧法院时代审判管理改革的理性评估

  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显示,网络化、阳光化法院重点化解了公众便捷接触司法的难题,智能化法院为审判及其辅助人员分担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信息技术作为法院发展的车轮、鸟翼与审判管理的融合度逐渐提升。可以肯定的是,以2014年为分界线,信息技术对法院、司法人员、诉讼参与人甚至公众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根本性的,我们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接近高效、透明、便民的司法。但是,并不意味着,样本法院的改革措施、因切身受益而引爆的技术崇拜潮流值得全盘接受。应当思考的是,信息技术之于审判管理的功能限度与公众理想的高度能否契合,审判管理人员预设的信息技术功效能否实现?信息技术在审判人员的主导下以遵循司法规律的方式运作是回答所有问题的关键。在此,我们需结合改革实际厘清、评估智慧法院建设中存在的几组倾向性观点与做法。

  (一)人工智能决定论VS人工智能辅助论

  以人工智能在审判业务中的作用为分类标准,存在决定论与辅助论两种倾向。人工智能在审判业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自动化的咨讯处理过程可以取代行政人员的裁量与判断是错误的观点”,18在审判过程中,人工智能处于从属地位,辅助法官办案,法官才是审判工作的关键与核心。

  人工智能以历史数据为原材料,以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为分析路径,持续推送有价值的案例与报告。我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审判人员也不可能两次审理案情完全相同的案件,人工智能的价值主要体现于提供参考与借鉴性信息,而非照抄照搬。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在部分样本法院实现了80%文书中80%内容自动生成,生成的文书涵盖当事人信息、控辩双方的观点及证据等,如果卷宗没有实现电子化,上述信息需要审判及其辅助人员输入。但是,这部分工作属于事务性工作,即使没有电子卷宗自动生成技术,只要审判及其辅助人员投入一定的时间,一定可以完成,剩余20%的内容才是法律文书的关键。说理、法律适用是具有创造性与价值判断的工作,审判人员必须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逐层展开,人工智能不可能通过照抄照搬的方式予以解决。即使部分地区已经开发“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对审判人员偏离类案裁判的案件予以提示,然而,预警提示并不能直接宣告审判人员裁判结果是错误的,后判可能需要考虑前判没有遇到的情节,我们更倾向于将“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的提示理解为提醒,是为了保持裁判标准的一致性,避免裁判出现差错。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肩负着明情析理、定纷止争的责任”。19如果判决说理生硬地从法条到法条,缺少常识、常情、常理式价值判断,裁判文书的说服力、可信度将大打折扣。此外,我们置身于一个缺乏信任的时代,同处一室的相对人尚且不能获得信任,何况虚拟空间中通过常人无法理解的运算方式计算出的裁判结果,审判环节的核心工作必须交给公平正义化身的法官完成。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法官责任终身制”等司法责任制同样令审判人员无法安心地将审判权让渡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以生效裁判文书为蓝本作出判决,数据平台中不断跳动的是可供参考文书的数量,与文书质量的关联性不大,文书中存在的部分错误可能为人工智能所复制。错误裁判的责任由合议庭成员或审委会委员承担,审判人员作为理性经济人,会选择风险最小方式作出裁判结论,即裁判的核心工作由自己完成。

  因此,智慧审判的未来,事务性工作归人工智能,事关经验与良知运用的实体裁判归审判人员,20审判人员居于主导地位。

  (二)司法数字鸿沟论VS司法数字平等论

  以公众能否平等地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司法数据为分类标准,存在司法数字鸿沟论与司法数字平等论之分。司法数字鸿沟与司法数字平等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概括了司法数据运用中的实然与应然状况。

  法院是司法数据的保管者,除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明确禁止公开的司法信息外,法院应当无差别地向公众公开信息。这属于应然层面的机会平等,换言之,数据平等论属于应然层面的数据观。

  法院阳光化以用户可获取司法数据为目的。司法公开模式已经从“墙上公开”向“线上公开”发展,后者固然可以提升司法公开的效率与品质,但是,囿于经济基础、文化教育、信息获取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公众实际拥有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难以整齐划一,线上公开反而会拉大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21某些社会群体在信息可及性方面遭受不合伦理和不可辩论的排除。22《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指数为0.44,地区数字鸿沟指数为0.32,232017全球联接指数也表明,数字化不均衡发展的“马太效应”正在不断加剧。司法数字鸿沟是中国数字鸿沟的缩影,客观存在,也会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有所扩大。

  当然,司法数字鸿沟的评判标准不是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均能无差别地运用司法数据,而是公众需要了解司法数据时能选择自己可接受的方式无障碍地获取。智慧法院建设不能因数字鸿沟的存在而止步不前,继续推进信息化建设方能有效弥合司法数据鸿沟,一方面信息技术应突出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功能定位,提升系统的友好性,降低用户使用成本;另一方面法院应建立立体式公开渠道,线上线下双轨同步运行,不能因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放弃场地公开等已获得公众认可的信息公开方式,须进一步拓宽并维护好信息公开渠道。

  (三)司法数据归集论VS司法数据应用论

  以司法数据的利用率为分类标准,存在司法数据归集论与司法数据应用论之分。当前,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成果仍然停留在司法数据归集层面,数据深度运用略显不足。

  智慧法院以平台为基础汇集了体量庞大的司法数据并持续更新,然而,司法数据的质量与数据总量的增速未保持一致,以裁判文书为例,文书说理不足、文书说理格式化,降低了司法数据的价值。此外,从平台功能设置角度分析,平台主要扮演数据输入、筛选与输出角色,如,河北法院类案及关联法条推送制度、浙江法院数据交换共享制度,数据运用几乎被等同于司法数据的空间移转。

  大数据具有价值密度低的特征,经过分析挖掘后才能释放大价值,24也即司法数据的二次运用是实现数据价值的主要方式。样本地区的“司法大数据分析平台”对司法数据有所分析,遗憾的是,从《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的内容来看,分析范围被限定于案件审结情况、案件地域分布、当事人(被告人)特征及案件特征四个方面,25司法数据分析仍停留在司法数据统计层面,没有深入。相反,部分律所在大数据分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如,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完成的《广州地区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大数据报告》,涵盖被告人基本情况(户籍、前科、文化程度、共同犯罪情况)、地区分布、犯罪类型、证件类别和交易金额(广州地区分布、犯罪目的、交易金额)、取保、自首、立功、主从犯情况(取保候审情况、取保机关、自首情况、立功情况、主从犯情况)、量刑情况(整体量刑情况、缓刑情况)、辩护意见及辩护意见采信情况、结论等六大类数据,26 对类案有极强的引导作用。智慧法院必须建立在数据的可测量、可收集、可报告、可分析的基础上,27数据平台收集数量庞大的原材不能直接反应司法活动规律与经验的全貌,注重规律与经验分析,司法数据才能更好地服务司法实践。

  因此,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在继续归集司法数据的同时,应注重数据分析,发现数据之间的联系与价值,使数据“从单纯的信息处理手段变成重要的治理资源”。28

  四、走向信息技术与人类理性的高度融合

  信息技术的价值无渉与审判活动的价值判断之间天然地存在张力,将解决审判质效的重任全盘委以信息技术的选择并不可取,信息技术的基础性地位决定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智慧法院建设中面临的司法数据鸿沟、应用障碍等问题。信息技术优化、重组审判管理结构的同时,贯穿于审判管理的价值理性对信息技术也有调适功能,两者始终处于良性互动状态,可以共同应对智慧法院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迈向善治的智慧法院道路上,信息技术与审判管理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以发挥促进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合力。

  (一)信息技术:重点辐射向全面覆盖发展

  智慧法院建设应抓住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两个重点,根据审判管理需要研发信息技术,切实解决有碍审判管理质效提高的问题。

  从样本地区智慧法院建设情况分析,信息化建设在庭审等重要司法活动中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与审判相关的辅助性工作的信息化却明显不足——如,全国绝大多数法院无法通过内网访问、检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商标查询系统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29需要工作人员单独配置外网电脑或前往办公场所查询。网络时代,信息技术手段可批量解决的工作任务却遗留给一线审判人员人工完成,信息技术的普惠作用未充分释放。在推进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系统梳理涉及审判管理的工作节点,逐一攻关,实现全流程信息化覆盖。

  智慧法院建设的初级目标是解放司法工作人员的手与脑,信息技术在审判管理活动中得以运用。显然,部分地区在线运行的信息化系统宣传效应大于工作实效,以网上立案系统为例,系统上线以来,部分地区网上立案数一直保持“0”,其中不乏当事人不了解、不会网上立案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仍是司法工作人员观念未转变,不愿打破现场立案的既定工作模式,对当事人宣传力度不够、对系统自主学习不足。

  无论是信息技术开发不足还是信息技术尚未融入审判管理活动,归根结底仍是技术开发与司法需求脱节,技术开发应当回归提供优质司法服务的价值本真。

  (二)建设方式:“各自为战”向“团队协作”发展

  智慧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建设、地方各级法院积极参与的重大项目,先行先试地区分享建设经验帮助建设缓慢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全国一盘棋”的应有之意,申言之,信息化建设缓慢的地区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而非从零开始。目前,智慧法院的部分项目存在重复建设问题,研发的数据平台/系统功能相似,不值得提倡。以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为例,河北省、江苏省、青海省相继开发了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与深度应用系统,纸质卷宗自动扫描成可复制、可粘贴的电子文档,为审判人员摘录证据材料创造了便利,但是,重复建设浪费了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今后,试点取得重大突破的法院,应当尝试提升系统的兼容性、开放端口,允许其他地区的法院同步运行平台/系统,降低建设成本。

  (三)数据管理:数据保管向数据维护发展

  “数据的过分关联是个人信息最大的威胁”,30数据平台汇聚的个人信息为不法人员寻找特定的作案对象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数据平台主要外包给数据服务商建设与运营,数据存在泄露风险。“棱镜门”事件是大数据存在泄漏隐患的典型案例。智慧法院维护数据安全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维护数据存储空间安全。维护司法数据与数据传输介质的安全,提升系统安全指数,防止黑客、病毒攻击司法数据平台。二是明确数据使用者的保护义务。部分数据平台采取模糊化或匿名化的方式保护个人隐私,但是,实践证明这两类数据保护方式是失效的。31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搜集更多的数据或对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发现被隐藏的信息。数据使用者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明确责任承担主体与责任承担方式,才能形成威慑力。

  结语

  本文从宏观方面阐释信息技术为审判管理人员吸纳公众参与审判管理、优化审判管理行为创造了条件,从微观方面总结了人民法院向“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塑形过程中信息技术与审判管理持续融合,信息技术影响审判管理的深度、广度与日俱增。司法实践中,基于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人工智能决定论、司法数据鸿沟论等论调此起彼伏,在信息技术对审判管理已经形成巨大正相关冲击的情境下,上述论断的产生有其现实土壤,也是部分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文章肯定信息技术作用重大时,为避免技术狂热的势头蔓延,提倡理性评估信息技术在审判管理工作中的定位、合理发挥信息技术的功效,主张借助人类理性对信息技术进行调试、引导,更好地满足审判管理需求。我们认为,缺少价值理性的信息技术与缺少工具理性的审判管理对人民法院网络化、阳光化与智能化建设的作用有限,将信息技术与审判管理互动融合、取长补短方为智慧法院建设的必经之路。当然,文章也存在缺憾,对信息技术与人类理性融合的细节探讨不足,期待抛砖引玉,求教大方。

  The Reform of Trial Management in the Age of Smart Courts

  Gao Yifei  ,Gao Jian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ial management structure are the tools and carriers of smart courts. They both can promote the judicial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ial management structure is developed into three directions: diversification of the management subjects, human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goals and digit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mode. The sample area has initially built the smart court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network, transparency and intelligence. Howev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short of value judging function. While it bring a huge positive impact to the trial management structure, people are easy to form prejudice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termines the judicial trial and even other biased view, which may dilu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judicial personnel in the trial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smart courts need to have a rational trial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adjus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should be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trial management in the age of smart courts that we not only play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reflect the manager's dominant position, so tha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reach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with human reason.

  Key words: smart cour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ial management structure; judicial quality

  *高一飞(1965—),男,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建(1987—),男,湖南华容人,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司法公开实施机制研究》(立项号14AFX013)、2014年度最高人民法院重大理论课题《司法领域公民知情权研究》(2014sp010)、2015年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司法公开实施状况评估和建议》(CLS(2015)ZDZX1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同时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1期,第58-68页。

  ①鲍静:《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管理若干基本问题研究》,载《行政论坛》2017年第1期,第30页。

  ②江必新:《国家权力科学管理视阈下的审判管理》,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5期,第5页。

  ③刘强强,石乾新:《大数据背景下的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载《大数据》2016年第2期,第19页。

  ④【美】弗兰西斯·弗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8页。

  ⑤陈敦源,李仲彬,黄东益:《应用资讯通讯科技可以改善“公众接触”吗?台湾个案的分析》,载《东吴政治学报》2007年第3期,第80页。

  ⑥周强:《加快智慧法院建设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12日,第001版。

  ⑦See Emile Durkheim .The Dividion of labor in society【M】.N.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Znc . 1984.132.

  ⑧梅特卡夫定律是指,一个平台的价值跟它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⑨苏玉娟:《政府数据治理的五种系统特征探讨》,载《理论探索》2016年第2期,第3页。

  ⑩刘越男等:《大数据情境下政府治理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载《图书与情报》2017年第1期,第89页。

  11黄欣荣、李世宗:《舍恩伯格大数据哲学思想研究》,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6页。

  12四大公开平台在各级法院已经上线,本表没有将其列入样本地区阳光化法院建设概况。

  13 【英】理查德·萨斯坎德:《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法律职业的未来》,何广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16页。

  14王宥力:《以信息化跨越发展实现审判执行飞跃——我省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综述》,载《青海日报》2017年3月13日,第007版。

  15蔡春华:《人民法院彻底告别人工统计时代》,载《法制日报》2017年3月7日,第003版。

  16黄伟:《人工智能深度融入苏州法院首创智慧审判新模式》,载《新华日报》2016年12月14日,第003版。

  17上海高院官网:《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指南》,http://www.hshfy.sh.cn/shfy/gweb2017/12368_znnr.jsp?zd=12368&jdfwkey=saoxt2,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6月24日。

  18江明修、曾德宜:《资讯科技与政府转型:社会建构的观点》,载《研考双月刊》2003年第3期,第79页。

  19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载《法学》2017年第3期,第59页。

  20简言:《让审判插上翅膀:一线法官需要什么样的智慧法院》,http://www.vccoo.com/v/8bxr15,最后浏览时间2017年6月30日。

  21参见陈敦源:《应用资讯通讯可以改善“公众接触”吗?台湾个案的分析》,载《东吴政治学报》2007年第3期,第30页。

  22刘强强、石乾新:《大数据背景下的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载《大数据》2016年第2期,第26页。

  23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http://www.sic.gov.cn/News/287/2782.htm,最后浏览时间2017年6月27日。

  24耿亚东:《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第77页。

  25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报告之电信网络诈骗》,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63132.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7年10月13日。

  26 法纳刑辩君:《广州地区故意杀人罪大数据报告》,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82411037906794729&wfr=spider&for=pc,最后浏览时间2017年10月27日。

  27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载《法学》2017年第3期,第58页。

  28周盛:《走向智慧法院:信息技术与权力结构的互动机制研究——以浙江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为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42页。

  29简言:《让审判插上翅膀:一线法官需要什么样的智慧法院》,http://www.vccoo.com/v/8bxr15,最后浏览时间2017年6月30日。

  30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编:《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挑战与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76页。

  3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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