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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放纵了犯罪分子?──读《侦查取证如何对接公诉审判》

2013年12月19日19:24 东方法眼王学堂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基于“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案例”,该书梳理出侦查取证中一些共同的错误,不仅有助于检察官、法官在审查案件中加以借鉴,而且有助于检察官、法官深入了解侦查工作,主动地在诉讼流程中发现侦查取证的不足,主动地避免冤假错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补充侦查意见。

  身为法律研习者,案头不少诸如《错案》之类的法律书籍,揭示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同时,无数法律学人对预防和纠正冤狱保障人权也不缺少真知灼见的宏论。

  现实语境中,最近各地陆续平反了一批大案,如杭州张平叔侄、安徽官员于英生因杀妻17年冤狱,冤屈一朝得昭雪,是人间快事。但媒体报道多了,民众不禁质疑,到底还有多少冤屈未能得以伸展?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正是如此。

  在一片民意喧嚣声中,我读到了胡道才、李富成先生的新著《侦查取证如何对接公诉审判——法官对侦查工作点评与建议》(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侦查取证如何对接公诉审判

  突然间顿悟,我们所讲的冤假错案,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些冤狱(如佘祥林、滕兴善、杜培武,在该书序言《为减少错案而努力》中有详尽阐述),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由于侦查人员现场勘验不足、笔录制作不规范、鉴定不严谨、重要物证遗失等原因造成的“有罪难罚”(该书第二部分标题)之遗憾,是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后者关注不多,甚至是选择性遗忘。正如著名法学家崔敏教授曾在《侦查信息化与取证规范化实例指导》(李富成、杨梅喜著,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的序言中所指出:“宣传成功的案例固然有利于鼓舞士气;分析某些误入歧途的冤假错案,或许更能引以为戒,发人深醒。”

  《侦查取证如何对接公诉审判——法官对侦查工作点评与建议》一书主体部分收录了54起失败案例,每起案例按照“侦破过程、诉讼情况、法官点评、法官建议”的四部分展开。

  这样讲是抽象的,毕竟理论是灰色的,我举个例证。

  1999年6月19日上午8时,赵某甲到区公安分局报案:接到哥哥赵某的岳母罗某电话,告知赵某在张家庄的住所内遇害。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侦查工作。

  1999年6月21日,区公安分局收到赵某之妻孙某从山东兖州邮寄的一封信,信中称因夫妻矛盾,她打电话叫人打死赵某。 2004年10月29日,孙某被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这样的案件可谓板上定钉——坐实了吧?但那只是普通百姓的非法律专业观点。

  该案的结果真是一波三折,让人眼镜大跌。

  2004年11月26日,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04年12月27日,区公安分局将案件移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1月21日,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公安分局补充侦查。2005年2月19日,区公安分局补充侦查后,将案件重新移送起诉。2005年3月18日,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报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4月12日,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2005年5月12日,区公安局将案件再次移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6月6日,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

  何以如此,为何死刑犯最终变成了不起诉,难道说真的是司法腐败使之然?

  当然不是。

  作者借用“法官点评”,讲了反复的原因所在:

  (一)侦查中不足

  1、侦查缺少主动性

  在孙某给公安机关和亲友所写的3封信中,称因赵某甲多次殴打她,她打电话叫人教训被害人。孙到案后,改口说是一个牡丹江人找人教训被害人的。但是,公安机关对孙是否打电话叫人,牡丹江人是谁,没有调查核实。当时,公安机关只要调取孙鸿雁的通话记录,不仅可以核实其供述是否真实,还可以查明其社会关系。孙之子赵某证实案发当天下午5点,孙接了一个电话后外出,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与案件有无关系?公安机关没有调查核实。侦查缺少主动性,致使案件主要事实不清。

  2、尸体未解剖

  按照公安部对命案现场勘验检查的规定,应当根据死者胃内容物的情况,分析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不能仅根据尸表变化情况,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由于尸体高度腐烂,散发难闻的气味,技术人员没有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对尸体进行解剖,仅是根据尸体腐败程度,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由于未按规定解剖尸体,致使公安机关认定的被害人遇害时间遭到质疑。

  3、调查走访不全面

  由于办案人员调查走访不全面,许多关键的证言没有收集:一是孙的父亲极可能参与作案。案发时,其父去向不明。但是,侦查人员没有询问其父。二是孙所写的3封信日期均是1999年6月17日,从邮戳上看是从山东兖州邮寄的。孙为何来到兖州,公安机关没有调查。三是于某曾参与孙某与赵某甲感情纠纷的调解,当天下午5点左右,于某与孙一同外出,又与孙之母一同到了北京,见了孙。案发后,于接替孙在本地的工作,于是案件的重要知情人,但是,侦查人员未向其调查。

  4、现场勘查不细致。

  从死者损伤情况看,现场应有喷溅血迹。虽然孙某父母清理过现场,如果侦查人员认真细致地勘查,应该能够发现一些痕迹物证。本案中,血迹分布位置对确定案件性质有重要意义。如果血迹集中分布于床上的某一部位,死者可能是在无防备或不清醒的情况下遭到攻击,那么,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死者的熟人。如果现场血迹分布广泛,应当是多人打击所致。对死者衣服上有无血迹,办案单位没有勘验检查,勘验笔录上也没有相应的记载。另外,现场勘查笔录记载被害人的头上罩着一只白色尼龙兜,身上盖着一条棉被,尸体检验报告却记载死者的头部套有塑料编织袋,二者相互矛盾。

  (二)证明中不足

  1、证据不具有关联性

  孙某所写的3封信中,提到赵怀疑其有外遇,经常殴打她,她准备和被害人拼命,购买了菜刀、斧头。技术人员在现场勘验中,发现了一把斧头、一把菜刀,上有血迹。菜刀、斧头是重要的物证,只有经过鉴定或辨认,才能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发生关联、发挥证明作用。但是,侦查人员未向犯罪嫌疑人查证菜刀、斧头的来源,对菜刀、斧头上的血迹更未检验鉴定。技术人员提取菜刀、斧头后,将其放在公安局的车库内。2002年,公安局将车库改造为公寓,在施工过程中,上述重要物证不知所踪。由于菜刀、斧头被遗失,无法组织犯罪嫌疑人、证人辨认,致使重要的证据无法与案件发生关联,难以起到证明作用。

  2、证据没有形成锁链

  尽管孙向公安机关投寄了坦白的信件,却一直没有归案,侦查人员主观地认为只要抓到孙,案件事实就清楚了。孙归案后,改变原先在信中的供述。由于孙是在5年后归案的,加之,当时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工作不到位,无法查证孙所说的牡丹江人是否真实,无法查证有多少人参与殴打被害人。

  多么深的领悟,多么惨痛的教训。

  基于上述误区,作者用“法官建议”,给后人提出了思路:(一)侦查应具有主动性、进攻性;(二)应当规范案卷保管移交制度;(三)不仅要有破案能力,更要有办案意识。(详见该书第211—215页)

  出于版权因素,恕我不能过多引用作者的作品。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案例在书中比比皆是。

  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以职业法官的眼光,全方位地审视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中的不足及有待改进之处,目的是使基层民警在阅读这些案例时,能够清楚法官、检察官对案件的看法及其思维方法,从而使侦查取证更好地对接公诉审判。基于“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案例”,该书梳理出侦查取证中一些共同的错误,不仅有助于检察官、法官在审查案件中加以借鉴,而且有助于检察官、法官深入了解侦查工作,主动地在诉讼流程中发现侦查取证的不足,主动地避免冤假错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对职业律师而言,该书不仅有助他洞悉侦查机关办案中的常见失误,而且有助他了解法官、检察官的思维,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辩护能力,从而实现对抗中的正义。

  令人遗憾的事仍然存在。

  我因为喜爱此书,而且与作者李富成博士是网友,于是舔着脸面向作者索取了书稿的文字版本。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书籍中的化名在原稿中完全是实名实地,一清二楚,不能不让人心生敬仰,这才是学者治学的态度。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人将作品中主人公予以甲乙丙丁化、地名更是A省B市C区D村,也是当前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吧!不过,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书籍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也是必然的。

  还想多说几句的是,富成博士的勤奋实为我法界学人之楷模。这些年,由于网络、由于泛阅读的流行,特别是法治的不昌,导致了法学研究的浮躁、法律人的理想缺失,法治的虚无化。但富成博士以每年一部著作(有速度当然更有深度)催我等奋进,让我等汗颜,时不我待。

  祝富成博士大作频仍,以飨法学中同道。

  (本书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公安大学出版社网址www.phcppsu.com.cn,购书咨询电话:010-83903253  010-8390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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