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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妻”的区长助理是怎样被冤枉的──热播大剧《因法之名》原型

2019年04月14日18:55 东方法眼 李富成
   
 

核心提示:妻子遇害案件,丈夫往往容易成为公安机关的怀疑对象

因法之名

因法之名

因法之名

  一、简要案情

  1996年12月2日,于英生的妻子韩某在家中遇害。经侦查,蚌埠市公安局中市区分局认为于英生有重大犯罪嫌疑。1996年12月12日,于英生被刑事拘留。1996年12月21日,蚌埠市中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其批准逮捕。审讯中,于英生供认杀害妻子的主要犯罪事实。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蚌埠市中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蚌埠市中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依法将案件移送蚌埠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997年12月24日,蚌埠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于英生提起公诉。1

于英生

于英生

  二、诉讼过程

  经法庭审判,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1996年12月1日,于英生一家三口逛商场时,韩某将2800元现金交给于英生,让其存入银行,于英生询问钱款来源时,韩某却不愿解释。1996年12月2日7时20分,于英生送孩子上学后返回家中,再次追问韩某2800元现金的来源。韩某拒不解释,俩人发生争吵。争吵中,韩某声音不断提高,于英生恼羞成怒地将韩某推倒在床上,然后,从厨房拿了一根塑料绳,将韩某的双手拧到背后捆上,又用棉被盖住韩某的头部,双手紧捂韩某的口鼻,致韩某昏迷,然后,匆忙到单位上班。当日9时50分,于英生从单位返回家中,发现韩某已经死亡,便解开捆绑韩某手上的塑料绳,用菜刀对韩某的颈部切割数刀,将其内衣向上推至胸部、将其外面穿的毛线衣拉平,将尸体翻成俯卧状。随后,于英生又将屋内家具的柜门、抽屉拉开,故意翻动物品,伪造抢劫强奸杀人的假象。离开家时,于英生打开液化气开关,点燃一根蜡烛放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企图使液化气排放达到一定浓度,让烛火引燃液化气,实现烧毁现场的目的。不过,液化气泄漏未能引起爆炸。经法医鉴定,死者的口、鼻腔受暴力作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1998年4月7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死刑,缓期2年执行。于英生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998年9月14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害人韩某的父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 1999年9月1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死刑,缓期2年执行。于英生不服,再次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0年5月15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2000年10月25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无期徒刑。于英生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2年7月1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2年12月8日,于英生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4年8月9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于英生的申诉。于英生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经复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经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存在的矛盾和疑点无法得到合理排除,案件事实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3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书转交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6月27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决定再审。2013年8月5日,经审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裁定根据于英生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刑事科学技术鉴定、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原审被告人于英生杀害了韩某。但是,于英生供述中部分情节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等证据存在矛盾,且韩某阴道擦拭纱布及三角内裤上的精子经DNA鉴定不是于英生的,侦查人员从现场提取的没有比对结果的他人指纹等证据没有得到合理排除。因此,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于英生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2013年8月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判,宣告于英生无罪。

  2013年5月31日,蚌埠市公安局启动再侦程序。通过从被害人内裤上提取的精子进行DNA比对,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武钦元。2013年11月27日,武钦元被蚌埠市警方控制。经审讯,武钦元供认了17年前的犯罪事实。武钦元系原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1996年,武钦元通过朋友认识韩某。1996年12月2日早晨,于英生上班后,武钦元来到韩某家,敲门入室后,欲与韩某发生性关系,遭到韩某拒绝。于是,武钦元采取捆绑韩某的双手,捂压口鼻等暴力手段强奸了韩某。韩某死亡后,武钦元找来菜刀割断韩某的颈部,切断韩某家中电话线,翻乱抽屉,伪造犯罪现场,将液化气罐打开后搬至屋内,点燃蜡烛,意图通过燃气爆炸达到破坏犯罪现场的目的,这与于英生的供述如出一辙,当初办案人员以现场倒逼口供的行径暴露无遗。3 2015年,5月15日下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武钦元强奸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处武钦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侦查取证的不足

  ㈠刑讯逼供

  于英生回忆,在公安机关的7天审讯中,警察分成四个班次,24小时轮流讯问他,不让睡觉。警察问他死者体内的精液是谁的?于英生说不知道,警察就反复讯问,直到DNA鉴定报告显示样本99.99999%与于英生不符,警察才作罢。长时间的审讯使得于英生神志不清,警察就让他假设,假设他了解案情,杀人过程应该是怎样的?当时蚌埠正在下雪,办案人员让死刑犯用钵子舀凉水给于英生洗澡,洗了2个多小时。警察的目的是让于英生写认罪状,那没有的事情,怎么写呢?办案人员就让于英生编造。4 在被审讯的7昼夜中,于英生始终不承认杀人,8岁的儿子有三份证言,说爸爸妈妈从不吵架,但是,于英生还是成了杀妻的犯罪嫌疑人。

  ㈡不能排除他人作案

  按照当年警方的说法,现场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纹,再没有外来指纹信息。根据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复查调取的公安机关侦查内卷中的手写“现场手印检验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证实现场存在的2枚指纹不是于英生及其家人所留,从被害人阴道中提取的精子不是于英生的。但是,侦查机关并未将该情况写入检验报告,原审判决依据该“现场手印检验报告得出的“没有发现外人进入现场的痕迹”的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另外,根据侦查机关蜡烛燃烧试验的情况,杀害被害人并伪造现场可以在8时之前完成。原审判决认定于英生故意杀害韩某的证据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的事实不能排除第3人作案的可能性。

  ㈢作案时间不能确定

  有关于英生送孩子上学以及到单位上班的时间,缺少明确证据支持,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原审判决认定于英生9时50分回家伪造现场,10时20分回到单位,于英生辩解其在10时左右回到单位。后来,接到一个传呼,用办公室电话回了传呼,于英生已将传呼机提交给公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复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时,相关人员证实侦查机关曾对有关人员及传呼机进行调查,调取了通话记录,但是,案卷中并没有相关调查材料及通话记录,于英生关于在10时左右回到单位的辩解不能合理排除。依据现有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于英生具有20分钟作案时间,30分钟伪造现场时间的证据不足。

  ㈣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在侦查阶段,于英生曾作过有罪供述,但是,于英生时供时翻,供述前后矛盾,于英生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等证据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于英生有关菜刀放置的位置、拽断电话线、点燃蜡烛的火柴梗丢弃在现场的位置,同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等情节,与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存在矛盾。

  四、案后启示

  ㈠冤假错案的纠正需要主客观条件

  冤假错案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大多是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铁案”,而且,冤假错案往往会得到部分的民意支持。冤假错案的纠正需要许多条件:一是,冤假错案需要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本案中,由于最高检察机关抗诉,法院重新审判案件,于英生被宣告无罪。但是,最高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毕竟是非常少见。在赵作海的案件中,当死者归来,赵作海被宣告无罪,公安机关重新启动侦查程序,调集全省侦查精英,终于侦破以往的无名尸体案件。二是,科学技术进步。从现已纠正的冤假错案看,有许多冤案的纠正是得益于DNA技术的进步。在杭州的张高平叔侄冤案中,由于DNA比对了一名新的犯罪嫌疑人,冤案才得以纠正。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必将有一大批疑难案件或者是冤假错案得到侦破或纠正。三是,犯罪嫌疑人自我暴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嫌疑人自我保护意识会不断下降,不自觉地暴露自己,从而使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在李久明的冤案中,由于真凶得意忘形,自我吹嘘,从而暴露了以往的犯罪事实。

  ㈡错案的源头在侦查

  南宋的法医学家宋慈曾说:“每念狱情之失,多起於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於历试之浅。”错案的源头在侦查,侦查中的失误很难被其后的检察、审判环节发现,大约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是,法检人员并不参与侦查,也不指挥侦查,只能从书面材料中了解案情,而书面材料已经不是纯客观的东西。二是,侦查人员有意识地隐瞒了一些关键证据。本案中,侦查人员不仅向法检机关隐瞒了被害人体内第三人精液的证据,而且隐瞒了现场提取的第三人指纹等证据。由于法检机关看到的是过滤后材料,当然难以发现侦查中的失误或不足。三是,诉讼制度设计不尽科学。我国的审判模式不仅含有大陆职权主义色彩,也含有英美当事人主义色彩。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庭具有主动调查核实案件的职责,在一定程度起到了拦截冤假错案的功能。在以法庭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庭主动调查取证的能力不断弱化,但是,律师的调查取证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地加强,法庭看到的,听到的,主要是控方提供的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在法庭做不到“兼听则明”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就很容易产生。

  ㈢必须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

  任何社会都可能存在疑难案件,法制文明国家都是坚持“疑罪从无”,我国刑事法律也明确规定“疑罪从无”,“有利被告”等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真正做到“疑罪从无”,“有利被告”并不容易。一是,法院坚持“疑罪从无”客观上是否定公安,检察机关的成绩,在公安局长兼任政法书记,检察机关拥有反贪,反渎权力下的背景下,如果法庭经常否定公安、检察机关的成绩,必须付出制度性的成本。二是,被害人家属不同意。在疑难案件中,常常有明确的被害人,有明确的“苦主”,在没有发现新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一旦法庭判处被告人无罪,势必引起被害人亲友的上访,基于维稳的压力,法庭不敢轻易地坚持“疑罪从无”。三是,“疑罪从无”与现有的司法理念相违背。我国的司法理念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纵一个坏人”,在“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纵一个坏人”的语境下,是不可能出现疑难案件,也不允许出现疑难案件。如果出现疑难案件下,就是否定我们当下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如果不放弃一些不科学的司法理念,“疑罪从无”就缺少生存的法治土壤。5

 

  1.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东市区原区长助理于英生之妻韩某在家中遇害,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2013年,于英生被宣告无罪。

  2.“山东籍区长助理被控杀妻 17年冤狱如何成功翻案”,http://news.ifeng.com/a/20160613/48980233_0.shtml。

  3.平反后的于英生说:“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一帮人刑讯逼供,为之埋单的却是受害者丈夫。妻子被残忍奸杀,丈夫成为替罪羔羊蒙冤入狱,当时只有8岁的儿子成了孤儿,祖辈之间更是反目成仇,到头来,真凶竟是一名民警。法律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用法律的人,有时还有着私念和偏见。希望我的遭遇能让执法者把视野放得更远,让与我有相似苦难的人获得自由。如果我的经历能换来司法的进步,我愿意做一块铺路石,这不是摆高姿态,这是心里话。”

  4.“男子坐17年冤狱:警察让死刑犯舀凉水给我洗澡”,http://news.163.com/15/0113/02/AFQBAJJV00014Q4P.html。

  5.从现已发生的妻子遇害案件看,丈夫往往容易成为公安机关的怀疑对象,特别是在夫妻感情不好,或者丈夫有外遇的情况下,丈夫更容易受到怀疑。在杜培武冤案中,杜培武的妻子王晓湘遇害后,杜培武被公安机关怀疑为杀人凶手,侦查人员认为王晓湘红杏出墙,杜培武一定是怀恨在心,具备杀人动机。在佘祥林冤案中,当佘祥林妻子张在玉出走,下落不明,河中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时,佘祥林成为公安机关的怀疑对象。本案中,于英生的妻子在家中遇害,于英生被怀疑为杀人凶手。为何丈夫容易成为妻子遇害案件中的怀疑对象?可能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是,有证人指证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不好,丈夫在外面有情人,侦查人员信奉“奸情出人命”,丈夫就成了怀疑对象。二是,案件的侦破难度大,公安机关暂时无法明确其他犯罪嫌疑人,但是,公安机关又必须破案,那么,丈夫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三是,由于现场勘验不细致,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进入现场的痕迹,错误得出没有外人进入现场的结论,那么,丈夫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凶手。本案中,由于公安机关隐瞒外人进入现场的证据,致使检察机关,法庭得出没有外人进入现场的错误结论,从而做出错误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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