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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与犯罪

2011年03月14日15:04 东方法眼 张校亮
   
 

核心提示:当感性的民意左右了立法、司法的意志,真正的“正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正义”也仅仅是一种已经偏离了“正义”本质的带有“偏见的正义”。

  刑罚之目的不是亦不应当是惩罚,惩罚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预防犯罪,保障现有的社会关系(秩序)免于犯罪行为之侵害(破坏)才是刑罚目的之所在。

  刑罚程序一旦启动,就已经在加害人和被害人、社会、国家之间画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的两侧是对立的,加害人因刑罚程序的启动而站在了被害人、社会、国家的对立面。这种对立是针锋相对的、激烈的对抗,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排斥力。

  加害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使得社会关系已经遭受了一次破坏,而国家的追诉不是着眼于纠纷的解决、社会关系的修复,而是基于报复正义对加害人课以刑罚。这其中忽略了被害人由于被犯罪行为所侵害所应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补偿和照顾。这恰恰是对业已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第二次破坏。因为加害人对于被害人法益的侵犯已成既定之事实,国家要做的除了对人身危险性的加害人施以必要之隔离和改造措施之外就是如何在法定范围能尽可能的减少因犯罪而带给加害人和被害人的不利后果,避免因为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不当而对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

  传统的刑罚理念不是着眼于纠纷之解决,而是一种为了惩罚而惩罚的报应主义的体现。这种刑法理念不符合刑罚罪应有的精神,即使是罪犯犯了罪,仍应当赋予其改过自新、重归社会的机会。传统的刑罚实施只考虑了对罪犯的惩罚,而忽略了对罪犯惩罚后其再社会化的改造,所以说传统的刑罚理念在预防犯罪这方面来说是极为失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此主张刑罚的实施不仅注重当下,还要注重未来。一个理性的社会不应当因为他人昨日犯罪之事实,而对该他人课以今日之责难。而我们的社会往往是不理性的,而且常常表现出感性的冲动。

  我们憎恨杀人犯、强奸犯……是因为我们在作出这个判断之前,我们把自己潜在地放在了罪犯的对立面,而我们自己却对此浑然不知,天然地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来综合考虑而做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本身就不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之上,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带着某种偏见。在理性与感性的较量中,我们大部分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我不是在批评大家不理性,因为连我自己有时也无法摆脱感性的冲动,毕竟我们人类还是感情动物,与生俱来的保留了上天的恩赐,即感性和冲动的欲望。

  我们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针对个人人身、健康的)犯罪是一种及其危险的行为,我们在评价业已完成的犯罪时,就会情不自禁的将自己想想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因为人类天生的具有悲悯弱势的本性,而这一本性在评价犯罪时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 对于杀人犯的憎恨,源自我们害怕或者假定自己成为被杀害的对象,为此我们感到了切身的来自犯罪的威胁。而这种切身的威胁感迫使我们做出感性冲动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求严厉惩罚杀人犯,甚至是剥夺他的生命。

  当感性的民意左右了立法、司法的意志,真正的“正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正义”也仅仅是一种已经偏离了“正义”本质的带有“偏见的正义”。我们所有以“正义”名义的参与人此时就扮演了真正的杀死罪犯的“凶手”,也许其罪不至死。

  为了充分论证我的上述主张,我将列举关于强奸犯罪的例子:

  对于强奸犯,女性(包括司法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憎恶远远胜过男性。从心理角度而言,女性对自己的同性具有天然的悲悯感。对于被强奸之妇女具有天然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常常会引发“换位思考”的问题,而这也是偏见产生的开始。这种“换位思考”往往将立法者、司法人员等握有权力的人员推离公正、客观的立场,感性的冲动逐步站了上风,等待给罪犯的只有夹杂着偏见的严厉惩罚。

  男性对于强奸犯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而这也正是理所当然的。整体而言,男性对于强奸犯的憎恶感远远低于女性,这也源自同性之间的悲悯、同情。同性之间的悲悯、同情,使得男性常常会同情强奸犯,因为每一个男性都有无尽的占有欲,对性更是如此。每个男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里仍旧保留着动物的“兽性”,即获取更所的性的满足。由于自己也有强奸的冲动,这迫使每一个男性去思考“人非草木,孰能无过”。

  虽然男性对于强奸犯表现出了本性的悲悯、同情,但绝对不能说男性不憎恶强奸犯。男性同样存在憎恶强奸犯的一面,且有时这种憎恶在个案中表现的强烈成程度远远胜过女性。男性对强奸犯的憎恶源于其对女性家庭成员(亲属)的依恋感和保护感,甚至源自动物的本性,即自我的占有欲。当女性被强奸时,男性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强奸犯打破了某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打破侵犯了其他男性对于女性的占有,且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男性的身上。所以我们会憎恨强奸他人妻子的罪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妻子,我们的妻子有一天也可能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我们憎恨强奸幼女的罪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女儿,我们的女儿有一天也可能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

  我们在评价罪犯时,并未做到真正的理性。我们仅从表像就对罪犯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至于他是什么动机、目的等因素,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立法者、司法者、被害人及其家属、普通的民众似乎都得到了他们所认为的“正义”,而罪犯的“正义”又有谁来帮助其实现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在读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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