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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30年:从审判方式改革到体制性改革

2008年12月01日11:58 东方法眼 孙敏
   
 

  公开审判的全面施行,人民陪审制度的推广,诉讼费的缓、减、免,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改革开放30年,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伴随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一直如火如荼。

  11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展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论坛”在无锡举行,140余名国内知名法学教授和四级法院的法官们共聚一坛,对人民法院30年的改革历程进行回顾与展望。论坛上,公正与效率、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国情与伪国情、职业化与社会化,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刘敏 图)

  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进程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陈卫东看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司法在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和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江苏省高院院长公丕祥详细阐述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时代进程。他认为,建国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他发言说,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

  公丕祥认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将会在以下重点领域有序推进:一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一方面理顺司法机关之间的横向关系,合理配置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确保司法机关之间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另一方面,要理顺司法机关之间的纵向关系,对法院来说,要优化上下级法院的职权配置,明确不同审级法院新的司法功能定位。二是健全司法管理监督机制,规范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建立健全规范司法行为的长效机制,加强对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三是建立健全司法工作保障体制,主要包括:深化司法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改革完善政法队伍的人员招录和教育培训制度;改革和完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解决政法队伍编制不足,人才断档的问题;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

  改革不能脱离中国国情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夏锦文强调,充分考虑司法国情是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对司法国情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进行科学甄别,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进行判断和选择。司法国情应当具有合理性,切合社会发展需求,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转换再生出现代精神,融入现代司法制度。

  他提出,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宏伟目标和必由之路,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创新要注意克服司法以西方国家为标准的片面认识,应对中西方司法制度和司法传统进行审慎判断和创造性继受,“会通中西”,取长补短,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整体现代化。

  无锡中院院长褚红军也提出,司法改革举措要符合中国现有国情下的、当下中国实际运行中的司法活动的运行规律的要求。否则必然脱离实践的具体情况,产生负面效果。他认为,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一度过于强调司法独立、法律权威等,不仅与我国现有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阶段相脱节,甚至与我国司法工作的发展现状相脱节;又比如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当超前,或者说很多是符合证据特征和诉讼规律的,但是很多设计和我们现在的国情和体制、文化传统还是有很大距离。

  再如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某些地方法院创造了债权凭证制度、债权登记制度等等,由于违背执行工作的实际情况,最终以失败告终。又如对法官的离退休年龄实行“一刀切”的规定,仅仅重视法官的年轻化,而忽视了法官的职业特点,导致一些年富力强、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过早地离开了审判岗位;上世纪90年代末广泛推行的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隔离了审判部门与书记员部门,违背了审判活动的现实情况,极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

  警惕“重程序、轻实体”倾向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浩谈到,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很多程度上是针对原来的“重实体,轻程序”而展开的,但随着改革的进步,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差,即“重程序,轻实体”。他提出,当下尤其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过分追求诉讼效率而阻碍实体公正的实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二是防止不恰当地强调司法中立而减损实体公正。很多诉讼当事人并不处于诉讼实力相当的状态,在诉讼技能上存在差异,如果法官恪守程序的中立性,对明显的弱势方不进行救济,在实体法上本应败诉的一方由于熟悉程序而击败了本应胜诉的一方,这是不应该的;三是对于证据的收集应该规范,但必须尊重中国国情,当事人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时会采用偷录、偷拍或者委托私家侦探的方式收集证据,甚至采用预设圈套的“陷阱取证”的方法,考虑到隐私权可能受到侵害的对方当事人是首先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尤其是考虑到权力受到侵害的一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些取证手段的,对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应当宽严适度;四要防止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过分收缩,民事司法改革以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作为切入点,但从审判实务来看,很多情况下仅仅靠当事人是很难查明案件事实的,恰恰需要法官动用调查的权力,如果通过诉讼并没有能够确定、查明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李浩强调,程序正义无疑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价值,但千万不能忘记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不能忽略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本意和国家设计司法制度的根本宗旨。还要考虑中国民众执着于实体公正的意志,对民众这种情感,在强调司法为民的今天,应该格外重视。

  司法社会化的路径选择

  司法改革过程中,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常州中院院长姜洪鲁看来,近年来司法改革中社会本位的缺失是法院改革成效不大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对于司法的过程来说,法官群体需要同质化、职业化,但从司法的本质来说,如何使司法满足人民正义感,使司法的过程和结果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才是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司法社会化才是司法改革可取的道路。

  为此,姜洪鲁提出,司法权力要向社会开放。司法权既然是人民赋予的就要符合人民的意愿,代表人民的利益。司法主体要向社会开放,具体来说,即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从通过司法考试的社会成员中挑选优秀人才担任法官;民众参与法官的选任。司法程序向社会开放。重要司法活动,如司法解释及重要改革措施制定前进行社会听证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司法主体和司法活动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司法效果接受社会评价。

  司法公信力与良性司法

  论坛上,与会者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在不断深入,但司法公信力并未随着审判质效和法官素质的提高而得到相应的提高。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龚廷泰认为,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倡导良性司法。他说,良性司法是一种“合理、合法、合情”的司法。广义的法概念,即是“天理”、“国法”和“人情”的三位一体。就良性司法而言,今天的“天理”,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和谐;“国法”就是法律;至于“人情”,在今天应是“民情”、“民意”、“民间的善良习俗”。他认为,“提升司法公信力,要求法官不能机械办案,而要更加注重司法的社会效果,在裁判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公众的一般道德评价标准、法律认知程度和对事物是非判断的基本准则。”

  徐州中院院长李后龙提出,增强司法审判的社会认同度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积极围绕增强司法审判的社会认同度构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长效机制。

  深化改革的“八个必须坚持”

  江苏省高院院长公丕祥提出,要坚持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应当努力做到“八个必须”:

  第一,必须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改革工作全局,始终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不断推动司法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必须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司法国情出发。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一是要充分认清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充分认清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司法改革必须紧紧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改革进程的深刻影响,三是要充分认清我国社会形势仍然面临着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实际状况,司法改革必须关注社会形势的变化趋势,四是要充分认清我国司法领域的基本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司法改革必须积极探索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径。

  第四,必须坚持尊重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

  第五,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是否满意来检验改革的成败得失。

  第六,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命线。

  第七,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稳步推进。

  第八,必须坚持党对司法改革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顺利推进司法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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