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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晖:社会矛盾的结构性转变与国家的结构性应对

2010年05月06日19:36 东方法眼 谢晖
   
 

核心提示:——在李庄案虚拟审判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何家弘教授,读你的书时感觉到你很生动,今天见到你,感到更生动!也感谢法律博

  ——在李庄案虚拟审判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何家弘教授,读你的书时感觉到你很生动,今天见到你,感到更生动!也感谢法律博客执行主编锁楠,前些天我在重庆时,她给我发短信来,问我要不要参加这次活动,我说只要有时间,我会尽量过去。但没有想到的是今天一来,给我这样一份使命和任务。方才,前面六位主报告人,还有两位评议人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着实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樊老师方才所做的评议,翔实中肯。可以说他的评议中只要是我能听懂的部分,也都大体上代表了我个人初步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樊老师非常精彩的评论。

  大家知道,我主要是从事法理学教学和研究的,而在座的各位是主要是刑事法领域的专家。我们通常说,在一个理性交往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着他的思维结构,而思维结构决定着他的语言结构。我主要是从事法理学的(尽管对刑事法律基本知识的掌握,对法理学者而言,也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想更多地从法理学视角谈一些问题。我在这里想讲的主题是“社会矛盾的结构性转变和国家的结构型应对”。我想简略地讲如下五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改变。我们的社会矛盾明显地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改变。大家知道,凡有人群的地方,就必然有矛盾,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和异见。但不同的时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各异。在我们共和国成立60年来,长期以来,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主要因为宏观的社会政策、路线方针或意识形态的变革而引起,因此,当年毛主席一挥手,究竟要跟着毛主席走,还要跟着刘主席走,这就是个问题,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就在这里。这就是社会矛盾的宏观结构模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上世纪末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社会矛盾已经体现为一种微观意义上的结构模式,这样一种微观意义上的结构模式,不再表现在宏大的政策变迁、意识形态变革、路线方针的重新确定等方面,而是表现在一个个小小的案件及其处理中。那些尽管看上去一个个小小的案件,其审理或处理,却能产生一系列重大的争论,甚至在公民内部来会产生重大的意见分裂和冲突,例如我们非常熟知的许霆案、周正龙案、邓玉娇案、彭宇案、杨佳案,以及今天探讨的李庄案等等,都因为个案而引发了广泛的意见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变,我把这个转变称之为从宏观模式的社会矛盾转变为微观模式的社会矛盾。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微观模式的社会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和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当我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之后,相应地,公民对公权力的依赖模式也发生了结构型改变,即从政党/政府权力依赖模式变型为司法权力依赖模式。如果说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前五十年,我国公民对权力的既有依赖方式,主要是依赖政党权力和政府权力的话,那么,今天,公民们更期望通过什么权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认为不是政党权力、也不是政府权力,尽管我们的执政党今天依然很伟大,依然很光荣,依然很正确,但是公民在观念上更多地不是希望依赖政党或政府解决相关问题,而是更多地依赖司法权力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问题,即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上面提到的第二个结构性的改变,那就是公民对权力的依赖模式、依赖向度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这也是社会矛盾的微观模式对权力依赖模式的必然要求。

  第三个问题又是和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我国公民对权力的依赖模式从政党/政府依赖转向司法依赖,必然导致公民对司法的某种渴望和期待。但就是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结构性的反差,这个结构性的反差是什么呢?那就是公民依赖与司法表现的结构性反差。我们的公民希望司法是一片光明的、是能够带来社会正义的,但是,司法却不总是能带来社会正义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总会发生一些让公民很不满意的情形。这迫使公民对司法的取向和对司法权的依赖发生了改变。这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公民对司法独立的期望、甚至渴望,到最近一段时期强烈的反司法独立的思潮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知道,肖扬院长期间,公民特别渴望司法独立,当然,这种渴望也是受了一些法学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所致。但自从最近发生了这样一系列重大案件之后,特别是连厉行司法独立改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都锒铛入狱之后,公民对司法独立越来越不信任了。公民根据常识得出的结论是:你司法不独立,都如此专横跋扈、乌烟瘴气,一旦独立,那还了得?

  第四个问题建立在第三个问题基础之上,公民对权力依赖模式转变的失败,凸现了我国制度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反差上。众所周知,我国近三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成就并没有表达在政治体制的同步变革中。还以前面的问题为例,当公民对司法的热切依赖和司法不尽人意的现实表现之间出现了上述结构性反差时,面对这样的结构性反差,我们的国家目前仍然奉行的是老牛拉破车的政治体制。这样,迅猛向前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就可能因这种结构性反差而激化,因为我们可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革——尽管在口号上也不时提起。这就导致了前述制度内部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

  记得毛泽东曾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谈的意思是想说明党内自身的纯洁、团结与和谐对像我国这样的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也记得邓小平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中国要不出事就罢了,要是出事一定是出在共产党内。我们能否借用两位老人家的话说:中国如果不出事就罢,要出事一定出在我们的制度结构内部呢?然而,我们今天的制度结构是什么样的呢?以司法为例,一方面,人们如此强调司法的重要性,而国民也对司法如此之企盼、如此地寄予厚望,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到政府,再到我们的议会,对司法总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这样的司法,就显得很矛盾,就显得总是捉襟见肘。前任院长追求司法独立,现任的院长追求能动司法。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现任院长一定要抛开司法独立这个概念呢?是因为它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而予以拒绝和排斥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能动司法这样的概念呢?难道在司法独立条件下所展开的司法能动,比现在所谓的“能动司法”——所谓主动地接受党的监督,主动地接受这个监督、那个监督的“能动司法”来的不更“能动”些吗?对这个问题,在上个月于上海举行的第三届长三角和珠三角法院院长论坛上,我特别强调过。以上都反映了在我们的制度内部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那么,面对这样的结构性矛盾,该怎么应对呢?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公民参与和国家制度的结构性应对。刚才卫东教授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因此,我在这里想讲一个问题,那就是公民参与和中国制度的结构性应对。近些年来我国所发生的这一系列案件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和社会参与能力越来越强。这为对话型社会的建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大家知道,自从哈贝马斯主张对话理论以来,这一理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运用。也在我国引起了明显的回应,可以说我国已经初步从一个“动员型国家”迈向了“参与型国家”。那么,面对司法,这一理论能否照样发挥作用?从而建立一种公民参与型的司法体制?

  也许大家都熟悉,德国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著名的“法律论证理论”。对“法律论证理论”,很多学者仅仅把它当做一种法律方法对待。我个人以为,它除了是一种法律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表达了在司法领域当中,公民如何样参与司法的一种政治结构的安排和转型,或者可看作是一种司法的政治结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样特别期待的问题是,我们刚才两位陈教授都谈到的人民陪审制度(哦,对不起,是陪审团制度,习惯性语言!)能够在中国尽早地建立。刚才卫东教授特别提到了司法的社会性这一面,对此,我很赞同。记得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司法没有放在政治国家这个领域,那么,他把司法放在什么地方呢?他放在了市民社会领域。或许你初看《法哲学原理》,对此不太明白,但通过陈老师刚才所讲的,我想大家都能明白: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当中,司法要解决的矛盾问题,主要是随着政府权力的越来越扩张而引起的,换言之,作为政治国家中主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往往是社会矛盾生成的根源,而司法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如果自身置入政治国家中,势必意味着自己做自己的裁判,这就不可能让两造很好地接受。当然,对黑格尔的观点我也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司法属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外的第三域。对此,我以前在《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这本书中已经谈到过了。我觉得我们应当在结构上重新界定司法。如果我们在结构上不能重新界定司法,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智慧方面的创新就很值得生疑了!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学子们,希望你们在中国社会矛盾的结构性转变与国家的结构性应对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也再次感谢家弘教授!感谢小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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