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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012年02月03日18:13 东方法眼 杜鸿章
   
 

核心提示:刑事案件社会影响大,往往成为社会公众评判法院工作和司法是否公正的主要对象,成为衡量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准。

  论文提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备受争议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司法实践中,一个好的裁判结果,首先应当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时也应当具有理想的社会效果。刑事案件社会影响大,往往成为社会公众评判法院工作和司法是否公正的主要对象,成为衡量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准。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结合,是刑事案件审理中追求的重要目标。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掌控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两者的统一,重点在于司法的社会效果是否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上。

  所谓法律效果,是指通过法律适用做出裁判,体现法治的原则与内涵,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既要遵守法定程序,又要维护司法公正,体现法自身的价值;所谓社会效果是指具体的案件通过法官的审理和裁判,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度。它的实质在于司法的结果既要满足实质正义,满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长远发展利益,又要获得公众的情感认同和尊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提法为法律的适用与更多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后果相竞合的要求。

  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

  1、法律局限性

  一方面,作为社会规则,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认识的结果。而理性是有局限的,其根源在于人在特定时期的认识可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不能穷尽认识对象的所有方面,作为这种认识结果的法律对其调整对象社会生活的作用也就具有了先天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规范,法律着眼于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普遍调整,这就要求法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规范性以及不任意变化的稳定性。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就使得法律力求实现的正义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2、司法活动局限性

  一方面,司法机关必须对产生争议的事实做出认定后才能对争议做出裁判,而司法机关面对的事实都是过去的事实,对它们的认识只能通过证据反向证明,而通过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可能存在差距。导致的结果是,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裁判所实现的正义与正义的本来面目会不一致。另一方面,司法活动总是通过个体的法官对个案的裁判来进行的,而个体的法官由于水平、素质、社会阅历甚至审判时的心情差异可能会对事实做出不同的认定、对法律做出不同的解释,导致对案情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案件做出不同的裁判。

  3、法律自身的逻辑性

  法律有其自身的逻辑性,而社会大众可能由于对这种逻辑的不理解而对以这种逻辑为基础的裁判产生抵触。所谓“民间法”与公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有可能导致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现“不统一”。

  4、我国“古代法”传统的消极影响

  我国古代的刑事法律制度和社会效果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影响不仅仅止于道德生活,儒家伦理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亦极为深远。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于道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典体例、法律机构体系、法律技术手段、法律教育类型以及法律意识形式,乃至于被称之为伦理刑法。我国刑事法律独特的伦理精神一经形成,便绵延千年,影响及于整个东亚,铸成中华法系的脊梁,由于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在封建极权的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

  5、我国在法的移植过程中存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社会发展和法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必要移植先进国家的某些法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场经济要求冲破一切地域的限制,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把国内市场变成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从而达到生产、贸易、物资、技术国际化。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统一市场的一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法律环境。法的移植成功与否,同“输入国”的社会土壤是否适合于该法律制度、规则直接相关。如果某个规则的原产地与移植地、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相似,那么在原产地、输出国能够行之有效的规则在新的土壤上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在原产地、输出国再好的法律制度在新的土壤上也不能奏效,故而,在法的移植问题上一定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任何脱离我国国情的移植法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取的。

  6、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不均衡

  由于我国的法治不是内发性的,而是外源性的,是在外力的启发诱导下来进行的,所以我们的法治有一种天然的缺陷。同时,我们的法治不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一个农业文明比较浓厚的情况下提出的,所以物质储备、经济条件也有问题。另外,我们国家过去强调的是一种人治、人的统治的传统,所以现在要对传统进行这么大的变革,问题显而易见,导致在法治建设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面临着国情与理想、变革法制和保守法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反腐败与经济增长、本土化与国际化、普适性和地方性等矛盾。

  二、我国现阶段关于解决审判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矛盾的主要观点

  理论界有三种主要的观点:1、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统一论。2、强调社会效果是目的,法律效果是手段的工具论。3、强调严格按照法律司法的严格执法论。

  统一论强调审判必须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努力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求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坚持两个效果统一观,既不能只顾法律效果而不顾社会效果,也不能只想着社会效果而忽视法律效果;既不能一谈严格司法就将社会效果置诸脑后,也不能一提社会效果就对法律视而不见,搞法律虚无主义。

  工具论则认为法律包括司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我国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司法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法律的运用和实施,给社会、给人民带来自由、安伞、秩序和福利。

  它强调的是社会效果是目的,法律效果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审判效果只是达到社会效果的工具而已。

  持严格执法论观点的多为受过比较良好法学教育的法律精英。在这些人看来,既然要依法治国,既然要追求法治,那么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司法,根本不用也不应该考虑社会效果。追求正义,追求法律的实施是法官唯一应该考虑的。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和当前的司法环境应采用第一种观点为妥。分析如下:

  1、统一论是法与和谐社会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理性、人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和谐发展的社会。以和谐理念为主导,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们和平相处、安居乐业,是和谐社会的一般特征。

  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法治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内在的高度统一性。和谐社会是社会关系得到全面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关系的建立,是诸种社会规范、手段措施和工作机制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有效作用的结果。现代社会中,法律及其调整机制已经成为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2、统一论是“三个至上”的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带领广大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

  “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深刻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司法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也为我们做好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相信,作为党的审判机关,我们始终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作为推进审判工作的着力点,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一个根本的标准,一切工作都要充分尊重民意、服务民众、维护民权,把“三个至上”落实到司法为民、司法便民、司法护民的行动中去。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个至上”,自觉地践行“三个至上”,我们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一定会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更好地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质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志,共同反映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3、统一论也是现阶段研究我国法律的一种方法

  马克思曾言:“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将法律排在哲学、历史之次,不是对法学的贬低,而是对法学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将法律确定为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他对法律的思考是建立在对社会的透彻理解之上的。

  撇开社会现实空谈法律,是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马克思对法律之社会制约性的发现,对于法律专业化、精英化趋向是一个反动,也是对过于迷信法律职业化的人们的一个“打击”,这对于破除法律的阐释循环与封闭表达却是一个福音。

  三、如何将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重大的成就,规则之治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因此,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掌控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两者的统一。

  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飞速发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地区仍然是乡土中国,目前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很多移植于西方国家,很多法律都处在实践的摸索阶段,司法确实更应该强调规则之治,从长远看,我们追求的法治国家目标也确实更应该是规则的治理。但是,至少在目前,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大量工作和主要功能仍然是解决纠纷,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纠纷,那么即使按照法律的规定公正地审判,也未必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必须对这一特定的国情和民情有清楚深刻的认识。

  一个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从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合法来说,有客观的标准,这就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法律效果怎样,是好是差,就不仅仅是法律规定这个客观标准所能解决或者说明的了,它是由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旁听群众乃至关注并了解案件裁判结果的社会公众说了算,即转化为社会效果。所以,法官裁判案件,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就应当充分了解并慎重对待社会和广大公众对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效果的期待和评价,重点在于司法的社会效果是否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上。

  1、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同我国目前盛世的特征相符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尽管原来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表述中也有“宽严相济”的成分,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大背景的影响,对于犯罪现象与国家和社会间关系的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偏失。应当说“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一种科学、理性的回归,是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我国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既要对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发扬光大,也包括对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合理部分适当本土化。在法律层面上表现为必须适当地发展现代法治理念。现代法治理念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和谐地调和人权保障与法律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现代法治理念的一部分,其主张重点在宽,以适当有利于行为人为出发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丰富发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理念与制度层面的条件。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2、强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其享有的权力为审判权。虽然法律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然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却永远是滞后的。在司法行为中如何体现法律蕴含的价值理念、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控作用,是对法官的考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不折不扣地将法律条文与手头案件事实对号入座,即被动地司法,还是能动地司法,去追求法律运作的最佳社会效果,被动地司法表面上表现为严格依法办事,但实际上是将法力精神、价值搁置一边,司法结果往往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和认同,定纷止争的功能大打折扣。能动司法是指司法者在处理具体争议时,除了考虑法律规则以外,还要考虑具体案件的事实、法律原则、案件的社会影响、道德、伦理、政策等因素,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做出最后的决定。

  司法实践中,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正是能动司法的具体体现。以诉讼调解为手段,促使被害人与刑事被告人协商对话,鼓励被告人积极赔偿,从而获得从轻处罚,被害人也因此获得心理和物质上的弥补,同时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实现了刑事和民事的良性互动。

  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的同时,为附带解决由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一种特殊诉讼制度,其目的是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以和解的方式结案。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量刑情节,刑法的谦抑精神体现在轻刑化。轻刑化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规定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规定较重的刑罚; 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己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适用较轻的刑罚即可,就没有必要适用较重的刑罚。这也正如学者指出“为有效遏制和预防犯罪,就必须在立法上实行刑罚轻缓化…,在司法实践中,要少杀慎杀,少判实刑,多用虚刑,少用自由刑、多用财产刑,多用非刑罚方法代替刑罚。”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其谅解,说明被告人有一定悔悟,人身危险性减少及再犯罪的可能性减少,对其从轻处罚符合罪刑相适用原则。其次,也有利于消除被告人与被害人、国家的对抗心理,有利于被告人改造。

  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到创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从我国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过程,可见其是以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为依托,贯彻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理念的过程。其强调原告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相互协商对话,并让原告人在心灵和物质上得到弥补,同时体现了原告人对司法权的参与。

  秩序与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法律存在的社会中,法是实现秩序的工具、手段和途径;秩序是法的目标、追求和理想。秩序是任何法都要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群体共同追求的秩序。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但不是惟一途径。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而是要从法律的角度把不和谐的纠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使社会呈现出稳定而有序的状态。建立一套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化解纠纷的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诸多方面中的必不可少的内容。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调解过程,对被害人而言,可以逐渐消除对犯罪人的怨恨和仇视心理,化解对加害方乃至社会的不信任和恐惧心理;对于加害人,通过真诚悔罪,减少再犯可能性,取得最佳的社会防卫效果。

  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是司法活动对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法律和司法政策的良性互动,共同承担调控社会的任务,力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逐步完善和规范刑事和解制度

  探索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中央政法委确定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贯彻实施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犯罪案件,探索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并明确其范围和效力”。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得以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全面贯彻,颇受争议的刑事和解也随之试水。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刑事和解制度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讨,并在一些社会整体危害性不明显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部分领域中达成了一定共识。

  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提升被害人地位,可能更好地维护被害人权益。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体制下,因为刑法强调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案件被害人不享有最完整的诉讼地位,不是控辩双方之一,只能起到辅助查明案件、监督案件审判和跟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作用。刑事诉讼的结果也更多地考虑犯罪行为受到追求,无罪的人受到保护。对被害人,则停留在“还一个公道”的道德层面上,对其损害的弥补考虑较少。刑事和解制度中,被害人作为和解的一方,享有很大的控制权,地位得到提升,其可能充分利用这种权利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刑事和解制度在一些案件的处理上,可能产生更符合社会意愿的结果。法律与道德有天然的鸿沟,但法律与道德也有根本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刚硬的刑事法律的调整结果,有时会与社会的道德期望有所差别。设立刑事和解制度,在处理诸如一时义愤的、亲属间的、少年偶犯的轻伤害案件时,就有可能在刑事法律的框架内,达成更符合道德期望的结果,更符合社会意愿。

  刑事和解制度可以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现状,提高司法效率。我国法治进程起步较晚,司法资源比较紧张,地区分步也不均匀。相对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对司法资源的占有较少。设立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使简单案件快速分流,减少资源占用,利用有限资源达到最优司法效果。

  刑事和解制度可以缓和对立情绪,可能更利于社会和谐。虽然法治理念在社会公众中普及很快,已经基本为全社会所接受,但不得不承认社会公众对待诉讼的态度并不理性,诉讼双方经常会互认定为仇家,刑事诉讼尤为如此。而在刑事和解中,通过原、被告双方沟通与交流,促成被告的悔罪和原告的谅解,可以有效减少对抗,使得经过刑事处理后各方能和谐相处,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

  刑事和解制度以其“宽严相济”的内涵顺应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制度尚不成熟,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要在继续推进制度的同时总结并改进其不足,制度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必然能结出成熟之果。

  4、确保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全面均衡开展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不能在全国同步开展,我们地处大西北经济落后,司法救助资金不能到位。

  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依法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形势稳定,还要求使受到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等到保障和补偿。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刑事司法领域被害人,特别是那些因严重暴力犯罪导致重伤、死亡、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被害人,他们的权益既没有纳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也缺少相应制度予以保障。为此,社会各界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

  实施刑事被害人救助,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司法实践中,造成被害人严重伤亡的案件,被告人往往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这些案件中,有的可能因为具有法定情节或者酌定情节需要从宽判处,有的因为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瑕疵在量刑上要留有余地,有的甚至由于证据不足可能要宣告无罪。这类案件处理的难点常常不在于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而是如何做好被害人一方的安抚和稳控工作,确保案结事了。还有一些案件,被害人往往以能否获得适当经济补偿决定对被告人是否予以谅解。审理这些案件,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对刑事被害人辅以适当的救助,将为这类案件的妥善处理提供有利条件,有利于国家法律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执行,确保司法公正,实现案结事了。

  参考资料:

  ①南英《在全国部分法院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③习王瑛、黄养华“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轻刑化功能的理论与实践”载《人民司法》2003年10月。
  ④李辉:“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的比较分析”,载《法律方法》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1页。
  ⑤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张忠斌黄芙蓉
  ⑥法制网——法制日报
  ⑦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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