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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出因由的伤害,较冤仇相报的私力救济更为可怕

2019年07月16日23:07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找不出因由的伤害,较冤仇相报的私力救济更为可怕.

  这几天,浙江淳安千岛湖镇9岁女童章子欣的命运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关注。2019年7月13日12时30分许,疑似章子欣遗体在象山县石浦海域被发现。

  尽管内心已经猜测到女孩是凶多吉少,但当噩耗真正传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是忍不住疼痛,这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就这样走了,而且走的不明不白,她为什么会被无辜杀戮?目前看没有结论,甚至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成为未解之谜,这就更让人心痛了。

  2019年7月4日早上6点30分,女孩被租客梁某华、谢某芳(广东茂名化州人)以到上海喝喜酒为借口从家中带走。7月7日失去联络。7月8日凌晨,梁某华、谢某芳在宁波象山自杀身亡,导致女孩下落不明。

  女孩意外身亡,又随着带女孩外出两租客的死亡,让整个案情扑朔迷离,尽管微信圈有不同的猜想,但这些都缺乏科学的根据和理由。

  在对女童的意外身亡表示心痛有同时,有几个法律问题不能不考虑。

  一是案件中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当事人陈述的重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尽管我们历来主张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代表我们轻视口供的价值。

  罗马法把被告人的自供称为“证据之王”。欧洲中世纪后期盛行的形式证据制度,认为被告人的自供是完善的、完全的证据,亦即能据以确定被告人罪责的证据。刑讯成为取证的重要方法。在中国古代,也把以刑讯方法取得的被告人口供作为定罪的最有力可靠的证据。没有被告人口供,一般不能定罪。

  现在,涉嫌行凶的嫌疑人因为自杀身亡,而女孩也意外身故,导致查清事实不容易。

  二是要借鉴香港死因裁判法庭制度,尽快设立类似死因查明机制。香港死因裁判法庭(简称死因法庭),是香港的一个特别法庭,源于英国的同类机构,由死因裁判官主持,由陪审团商议对案件的裁决。每逢有死者的亲人或律政司觉得死者的死因有可疑,就可以向死因庭要求裁判,以决定死者的死因。此外,当死者的致死原因不清晰之时,亦会由死因庭裁决死者的死因。裁判官会引导陪审员各种可选择的裁决。死因庭的权限只在于决定死者的死因,一切与决定死因无关的内容,例如:嫌凶的行凶动机等,都不会是死因庭的结论。

  其实,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制度。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诉法第280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可惜,我们的法律没有更近一步,在死因裁判法庭制度上进行探索,是为憾事。

  这些年,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我们已经逐步摒弃了冤冤相报的社会恶习,将刑法上的追刑权收归国家,这无疑是法治的文明标志。但纵观章子欣事件,人家更感到不安,因为目前尚未看出受害人包括其家人在事件中有何过错,难道说仅仅因为两个坏人因失去生活希望想自杀然后带上个无辜的垫背人,就偶然性的选择了小欣欣?

  让我们再次对这个年轻生命的凋谢表示痛惜。果真如此,那岂不是人人都可能成为小欣欣这样的无辜者?如真如此,岂不是人人都可能面临着来自未知领域、未知人士的伤害可能?人人自危的社会怎么可能有安全感?

  在这个意义上,查明女童死亡原因事关重大。

  来源:王堂微信号:qzfywxt2003 。作者著有《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离婚为什么》《工伤,伤不起:工伤法律维权自助教程》《律师学堂故事汇》《围着老家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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