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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至的警察和难见的法官

2017年03月29日09:09 东方法眼庞克道 字号:T|T

核心提示:易至的警察和难见的法官,这个题目保不准会让人立即想到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其实不然。

  易至的警察和难见的法官,这个题目保不准会让人立即想到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其实不然,我是早在有关这起刑案新闻舆论引爆前就写下了这题目的,但也只是个题目。很快刷屏的消息便让它延宕了下来。清楚记得,准备动手写时,中韩足球赛,中国队赢了。幸亏赢了,要不然,我还想不起来生活中还有中国男子足球队这么个东西,单就是因为它赢了,所以才让我发现了它。为此,我还特意在电脑上观赏了一下比赛的精彩镜头。我是足球盲,什么越位反越位、下底传中......全不懂,只能欣赏一下进球的精彩镜头。不过也挺没劲的,中国队只进了一个球,所以,点开网页中间的三角形,再双击标题栏顶端放大,再点网页上右上角的叉号,就结束了,可能比中国球员进球的速度还要快。我关注媒体对比赛安保细节报道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比赛报道本身,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比赛前的节骨眼上,中国发生了韩国乐天萨德事件而导致的中国民众反对韩国企业的民族热情。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长沙市如临大敌,容纳四万人的体育场,硬是赛进去了一万多警察,哦,从比例上看,三个球迷被一个警察看管,乖乖呀,都是一个球惹得祸,这情形让人看了或让人听了,简直无语到底。

  球迷是被看住和管住了,孰料放高利贷的、报复杀人的却没被盯好,制造出来了比中国队胜韩国队还更大、更要命的社会新闻。因为前者修炼的是我们的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后者却是在考验我们民族对民主法治精神的理解和坚守问题。

  易至的警察,此话绝对不假。警察作为国家专政的暴力工具,大家相必对之都很熟悉。现代社会以来,中西方法学家曾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也进不了议会大厅作议员,也可能一辈子不会去法院成为诉讼当事人,但他不能不和政府打一次交道,打一辈子交道。特别是在中国,任何人出生之后和法律的第一次交道,都是献给了警察——就是去派出所报户口。说到易至的警察,我就想起了老家登封出过的一个大名人——公安局长任长霞。她的先进事迹家喻户晓,我挑个大家可能都不太晓得的说说。据说,任长霞抓警风警纪有一手,其中一招就是试验民警执法反应的速度。比如她会驱车到一个地方,找来一部公用电话,自己或让他人拨打110报警电话,然后掐着表定着时,看警察能否在五分钟内赶来。值班警察如果愈时,轻则批评要求写出检讨,重则就地免职。如此几番测试,辖区警风为之一变。学者李连江曾深刻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强人政治传统,即便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许多地域或领域的发展仍保留有强人政治发展模式的惯性。我们在歌颂一个典型时,似乎在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前任或后人的懒政。

  我不否认并且高度赞扬警察保一方平安的担当和伟大,但另一方面,权力一旦寻租,除了专政别人的精神刺激之外,还有物质利益的回报,那执掌权柄者自然就会迫不及待,因此现实中警察暴力执法、消极执法和钓鱼执法的新闻也时有耳闻,此外执法创收、罚款经济也不鲜见,其对法治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其不仅不容忽略或轻视,更殊值重视。警察作为一支治安力量,虽然现代政法学理论将其定性为文官系统,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家权力分工体系中,警察是除了军队之外,唯一垄断行使国家法律强制执行权的部门,它可以动用武器,可以使用强力,不仅有权取人钱财,还可限制人身自由。而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偏偏又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最为珍视。既然它代表国家合法垄断了暴力,那么普罗大众在最小限度最少情形之外,在自己人身或财产安遭受危害或现实威胁之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吁请警察的帮助。所以,于公于私,警察都是人们最易召唤的国家机器。

  网上曾流传着一个段子:说是一个法律老师在课堂侃侃而谈,在案件处理上,大案讲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用关系。不料底下一名学生十分生气,扔掉课本,便对这个老师嚷嚷道,老师,那你说什么时候该讲法律。老师并不生气,以不无幽默的语气对他说:“请捡起你的课本,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期末考试之时讲法律。”这个段子之所以流行,实是因为它真实而辛辣地讽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法律沦为一纸空文的可怕而可悲的现实法治病症。中韩长沙足球一赛阴差阳错地成为敏感问题,出于对群体骚乱的担忧,所以执法警察到场是如降天兵,警察的执法则是如临大敌。

  “难见的法官”说的也是事实。自昔至今,中国百姓就被教育,面对纠纷,当官的是“民不告,官不究”;而处理案子,当官的则是“衙门朝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到了现当代社会已是今非昔比,法庭上见亦非人所耻,也非人所爱。“为权利而斗争”更是成为现代法律人不遗余力所鼓吹的政法信条。然而究其实,司法的被动性——民不告,官不究和司法的昂贵性——诉状递进法院门,诉讼费用缴出来,仍是一如既往。如果说执法警察是法律的化身,那问案法官则是法律的嘴巴。虽然说法院没有国会的钱袋子,也少了政府的刀把子,但它却拥有一锤定音的判断权。正因为如此,人们孜孜研究案例,倒不是其中有多少乐趣,而是为了预测在未来出现案件纠纷时法院会如何裁判。

  人们对警察会做出一种想像:如果有人侵犯了我的权利,公共权力会不会被引入以对付他?人们对法官会做出一种预测:如果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没有做应该做的事,他会受到法官的裁判吗?他会被要求以某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吗?如果易至的警察不解决问题,甚至会像对待雷洋案中的雷洋那样来行为,那么人们没有理由不失望;如果难见的法官没有心存悲悯智慧司法,就像对待辱母杀人案中的于欢那样来裁判,那么人们没有理由不绝望。

  于是人们撇下香港新特首当选的新闻于不顾,暂且搁下河南小学生踩踏死伤事故也不谈,抛出“若自己的母亲受辱而不拔刀相向,祖国母亲受辱指望谁挺身而出?!”“当社会把你逼上绝路,别忘了还有一条路,就是犯罪,这并不可耻。——马雅可夫斯基”等类似于此的激愤言论,誓来引爆社会舆论,让民意汹涌,就理所当然,再自然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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