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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判团队几个问题的批判

2019年03月01日14:13 东方法眼 fazhi1234
   
 

核心提示:团队内的行政化,应当用助理的法官化解决;初任法官可以从助理做起,但是期满(2年)必须任命为法官;废除基层法院审判团队的助理设置;改变法官由助理产生的制度设计;将基层审判团队配专职助理视为作风问题进行整改;当下员额法官结案数统计应当标注有没有助理。

  其实,世间的事儿没有好也没有坏。你说批判啥,凑和着呗!但是,有人偏说审判团队好,好的不得了,改革太成功了,审判质效太提高了。所以,不得不批判。

  一、问题简单梳理

  (一)什么是法官的核心审判事务?

  审判团队一般要由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三类人员组成。至于是几加几,在所不问了。那么,法官和助理怎么分工?简单的说审判核心事务要由法官去完成,审判辅助性事务由助理去完成。

  如此划分并非完全不可以。问题是法官的“核心审判事务”边界在哪儿?核心和边缘显然没有绝对层次。这种层次的深浅与审判亲历性又密切相关。

  一般来讲,比如庭审是法官的核心审判事务,由法官亲自完成;开庭传票送达是辅助性工作,可由助理完成。笼统的分析,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裁判结果自然是核心审判事务要由法官“亲定”。那么,判决书说理部份可不可以由助理代劳?理论上当然可以。然后,整个判决书是不是可以由法官助理草拟?当然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法官只要说一下这个案件判谁胜诉,剩下的事儿全交给助理就行了。

  如果这样的话,裁判究竟是法官的还是助理的?

  再比如,庭审自然是法官的职责,不能推脱,推脱也不像话。但是,送达自然可以助理去办。然后,除了庭审,所有接触当事人的场合,包括证据交换调解等,全部可以助理完成。法官只负责一下庭审,或者只要开庭时露露脸就行。也就是说所有案件事务均可以助理化,除了庭审。

  当法官只把握庭审和裁判意见两个核心事务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法官?

  没什么,除了审判质量。我们知道审判的亲历性为什么重要,说到家就是审判质量。当法官与审判事务高度剥离,案件结论却又要由法官高度负责时,最让人不放心的恰恰是案件质量。

  其实,送达事儿很少。但是,接触当事人和没接触当事人对案情的把握不是一个层次。你当然可以说,有的时候法官经验很丰富,足以对未见面的当事人和未亲历的事务准确判断其实际情况。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然则,一般中存在特殊,就像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一样。案情的差别化,事实的差异化,细节的千变万化其实是案件的基本特征。亲历是确保案件扎实的基本要求。因此,尽可能多的事务剥离,绝大多数审判事务“助理化”,并不科学。

  (二)什么是团队内部行政化?

  当法官有了助理,并且助理处于法官绝对支配之下的时候,要想扩大核心审判事务有点儿难。除非法官有一种“本愿”,就是更多的事务愿意亲力亲为。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法官要助理有什么用?既然配上了助理,再加上大多数法官的“本愿”可能并不强烈,所以,核心审判事务会有缩少的趋势。

  考核和激励更是加剧这一趋势的有力推手。一般来讲办案数量是考核的重要指标。压缩核心事务,扩大助理事务,往往有利于期内结案数量的提升。在结案数量考核的诱导下,因为现实利益的变局,往往法官也愿意“放权”。这跟旧体制上庭长对审判员的“收权”有所不同。在旧体制上,庭长往往愿意扩大自身的权力,压缩审判员的职权。

  几个因素的叠加影响,使审判团队中法官的核心审判事务趋少化,助理的辅助事务趋扩大化。

  当助理事务较多,案件的裁判却又要按照法官的意志进行时,这个法官多么像旧体制上的庭长;助理又何岂像旧体制上的庭内审判员。准确的说,称呼改改而已。因此,团队内的司法行政化确然存在。只是因为助理没有法官的身份,注意没有的只是法官身份,我们就不再将这种事务关系称之为司法行政化。

  换言之,在旧体制上,如果我们不搞员额制,将庭内审判员贬为法官助理,庭内行政化也就没了。有意思吗?当然没意思,所以要搞员额制。

  搞员额制后,未入额的前法官,成为了审判团队中的助理,跟不搞员额制,在庭内将其贬为助理是完全相同的。他们之间的事务关系与司法行政化也完全相同。

  我们放弃原有的庭室架构另起炉灶打造审判团队,本意是去行政化。可是,团队内部的行政化却不去,并且通过形式的转换不再作为需要改革的课题,这种团队建设是不是有些不地道?真正的改革会留下这样的问题和将问题如此这般的转化遮人耳目吗?

  (三)什么是审判事务机制和法官培养机制?

  两者有不同吗?怎么能没有不同呢?真是废话。

  审判事务机制重点研究审判事务如何开展;法官培养机制重在解决法官从哪里来,如何成长为法官。

  有人认为,法官助理的重要职能是储备法官资源,即:将来的法官要从助理中产生。并且认为,这是很理想很不错的法官产生机制。

  其实,法官并非不可以从助理中产生。问题是,你设置这个助理究竟是为了把他培养成法官,还是为了他现在所辅助法官的审判事务的开展?

  如果是前者,那么必须定期将助理转化为法官;如果是后者,就不要声称是对法官的培养。而且,必须论证法官事务是不是真的需要助理。倘若法官事务不需要助理,你非要设置助理,就只能理解为制度的价值在于“储备法官人才”。

  我们的现状是,法官的事务没有配置助理的根本需求;同时,我们的助理又没有成为法官的基本预期。

  改革之不严实不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以往,审判员从书记员产生;当这一产生渠道终于给堵死的时候,由助理产生的渠道又给挖出来。书记员的职业化完成了,下一步是不是法官助理的职业化又要提出来?所以,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闭塞的改革思路。当改革者的思维局限于书记员产生法官的层次时,哪怕是改也改不出好东西来。这就是法官助理制度的思想根源。

  (四)什么是员额法官的人均结案数?

  就是期内,比如说一年,结案数的总和除以员额法官的总人数,就是一定时期内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

  那么,有助理和没有助理的结案数有可比性吗?

  我举一个极端例子,比如某院本来有法官30人,年结案3000件,人均结案100件。该院法官的人均结案数一般般。

  我们打造一下审判团队,审判质效马上就上去了。怎么打造?首先,员额制,经过遴选该院只有一人入额,这个人是院长。因此,员额制后院长组建了一个超级“审判团队”—— 29位原法官成为团队内的法官助理。该团队是“1+29+N”模式。

  其实,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审判事务基本没变。员额制后的这一年,全院还是结案3000件。但是,因为不入额不能办案,这3000件案件在办案系统上的承办人都是院长这一个员额法官,都统计为院长一人承办的案件。

  司法统计数据出来后,我们发现,该院仅有的这一位员额法官一年结案竞然是3000件。然后,一平均,因为只有一位员额法官,该院员额法官年人均结案是3000件。

  是不是要惊呼,哇,变化真大!法官年人均结案数从改革前的100攀升到员额制后的3000,员额制了不起!审判团队就是牛!牛个屁你牛!

  (五)什么是助理?什么是秘书?

  中央八项规定有一项是“工作和生活待遇”,即: 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据说正部级以上干部才可以配专职秘书。我们现在是基层法院的“小法官”,可以配“专职助理”。他们如果配专职秘书必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但是,配专职助理就不违反,而且还符合中央的司改政策。我们的司改究竟在搞什么?

  二、问题的解决

  (一)基层法院的审判团队一律不设助理;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原则上不设置助理;法官助理只留给最高法的法官享受吧!

  某医生正在进行一台大型手术,当他手持手术刀全神贯注的时间,需要剪刀;然后,一伸手,助手便将剪刀递了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医生不适合走开手术台去取剪刀,必须有助手。

  某院司机队长,提拔为领导职务后,有了助理。自此,出车的时间,助理总是身前身后侍候。但是,我们发现,要么是队长开车,要么是助理开车。开车的时间队长不需要助理,助理也不需要队长。

  然则,一定要为司机配上助理。因为,司机助理我们从1999年就开始试点;2004到2009年有18家法院试点了司机助理制度;在2013年至2015年,我们有一系列司机助理制度文件;2014年上海任命了首批司机助理。

  后来,学界很多人都开始研究这一新兴的改革事物。司机助理的职能定位在理论上也有了较大突破。

  那么,反复试点,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全部加起来,能回答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吗?比如,开个车需要助理吗?需要为司机配助理吗?我们一想答案就很明了。但是,你想错了。

  正确答案是:需要。助理可以减轻司机的事务性工作,可以在司机的安排下提前查验车辆,做好车辆的维修保养等工作。有些情况下,助理直接明目张胆的开车。但是,出车单上登记的还是司机;并且,将来我们的司机就从司机助理中产生。

  这些个理论和改革有意思吗?

  助理的设置根本取决于事务。复杂的事务需要助理,简单的事务不用助理。基层法院大多数情况没有复杂的事务,所以,基层法院审判团队一律不设置助理。上级法院相应考虑,原则上,只有最高法可以搞搞法官助理。

  (二)助理满2年任命为法官。

  这里的助理不是事务关系上的助理。而是指初任法官的人员最好先在法院做两年助理。两年后,开始独立承办案件。因此,是法官养成机制中的助理。

  就现状而言,解决审判团队内助理行政化的问题,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助理法官化”。将1+1+2团队拆分为1+1的团队两个。特别是在基层,让一个法官和一个书记员组成的团队成为团队的基本样态非常合适。然则,这还不是最理想的事务模式。最理想的是打破法官与书记员之间的固定搭配。即法官与不固定的书记员搭配,书记员由庭长领导,庭长一定不是法官。不能讲的太深,说多了又展不开,读君会认为我脑子不正常。

  (三)初任法官全社会招录。

  当法官的审判事务不设置助理时,法官自然不会从助理中产生。初任法官只能从全社会产生。当然也可以从体制内产生,比如行政机关,人大机关等符合条件的人员。但是,初任法官最好内外一致,统一招录。

  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某院招司法行政人员,招进10人。进来后,其中有的取得了司法资格;再然后,就任命为法官了。你知道法官还有这样一条成长路径吗?可以从司法行政人员中产生。所以,未取得司法资格也要进法院,法院招司法行政人员也可以先考。以后,再任命就是了。

  某君有司法资格,某院招司法行政人员他不考。于是报考了另一家招审判执行岗位人员的法院。入院后发现,也是从事审判辅助类的工作,跟报考司法行政人员完全一样。所以,法院招聘岗位就是个骗子。不骗你的地方不过是录用后就是公务员。其它的,都不是真的,也没有人对此负责。

  所以,报考法官岗位和报考司法行政岗位其实没什么两样。但是两者的报考条件,知识“装备”等差别很大。这是一种不公平。

  同时,为司法公正,为了司法人才的整体素质,不应当总是法院“近亲繁殖”。相比于,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取得司法资格就可以任命为法官,其它国家机关中取得司法资格的人也可以任命为法官。这是第一个平等。相对于体制内取得司法资格可以任命为法官,社会上任何取得司法资格的人,只要能考上公务员也可以任命为法官。这是第二个平等。

  我们将初任法官的机会留给“所有的人”,而不是法院这个小圈子内的人,有利于招录到在知识经验阅历等各方面有很多差异的人作为未来的法官。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适合法官的职业特点,并且利好司法公正。所以,初任法官人选应当面向体制内外全社会平等招录。也就是禁止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直接成为初任法官,让初任法官的机会“全社会”共享。法院只能招录法官,将招录的法官人选任命为法官。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要成为法官必须再次参加内外统一的法官招录。

  (四)结案数的司法统计标注有没有助理。

  鉴于法官助理对团队结案数的影响,统计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时,应当注明有没有助理。不能将有助理的数据与没有助理的数据混为一团。

  综上,团队内的行政化,应当用助理的法官化解决;初任法官可以从助理做起,但是期满(2年)必须任命为法官;废除基层法院审判团队的助理设置;改变法官由助理产生的制度设计;将基层审判团队配专职助理视为作风问题进行整改;当下员额法官结案数统计应当标注有没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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