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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官很幸福

2008年09月29日18:30 东方法眼李利 评论字号:T|T
  一位检察官在酒后坦言:“现在当官不如以前了,说不定哪一天东窗事发,就得进监狱”。他在暗示,在中国,不贪的官员太稀有,只要严查,大多数有权有势的官都应该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其实,这位检察官只是把中国官员现在的处境与过去的处境相比,而没有考虑到我们有官员倒底是干什么的。

  德国杜赛尔多夫市市长约阿希姆·埃尔温每个星期四下午,他会西装革履地坐在办公桌前,按规定接待来访的市民;但到了周末,他却要去“敲开市民的门,和房主热情地交谈几句,然后戴好口罩,做好准备工作”——认认真真地开始掏烟囱。约阿希姆·埃尔温以前曾是一名掏烟囱工,“由于市长的职务补贴少,不得不重操旧业”。当地媒体甚至给他的掏烟囱工作一个“技术过硬”的评价。

  在德国其他城市也有兼职市长。他们有的做业余艺术家,有的做业余技工,还有的做博物馆的解说员。在德国北部小城吉夫霍恩,一位欧洲央行的计算机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政治理想,放弃了每小时100欧元工资的工作当选为市长,却承受了经济上的损失——由于有4个孩子正在上学,老婆失业在家,为了节省开支,他平日上下班都乘公共汽车,但他的“亲民”举动反而让他获得更高支持率,连续两届当选为市长。为了改善生活,2003年,他在一所社区大学里兼职当起计算机指导老师,拿每小时20欧元的外快。

  公车不能私用,接待客人自掏腰包,连接受超过30欧元以上的私人礼物也算受贿……这便是德国的制度。有数据显示,在德国,一个普通官员的平均月工资仅为2705欧元,65岁退休之后,他们只能领取原工资65%的退休金。即便这样,立法者仍然认为政府官员的退休金太高,应当减少到60%。在国外,市长的兼职往往是媒体热衷的话题——德国拜恩州班贝格市的市长,在市郊承包数亩农田,种些南瓜、土豆等出售,赚点钱以贴补自己孩子的日用;若在中国真要有哪位官员如此“作秀”,顶多也不过在承包农田的第一天让电视台记者跟着去拍些让老百姓觉得新奇的镜头,之后,早有许多马屁精以能到市长田里劳作几分钟为荣了,哪里还需要市长大人亲自动手?法国苏亚克市的市长阿兰·沙斯尼达奥尔,平时在巴黎阿歇特集团以秘书长身份上班,周末则赶往苏亚克市政府赶完他没有做完的工作;法国埃斯普莱特市市长安德列,2004年休年假的时候在我国成都的索菲特酒店的厨房“打工”当起了大厨,每天工作8小时,还顺便去看了熊猫……。

  更有甚者,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市长斯帕克斯从2005年开始,就到市里的唯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去做兼职“门童”。可惜的是,2006年的一天,当斯帕克斯一如既往地来到俱乐部上班时,20多名警察闯了进来,逮捕了这家俱乐部老板,指控他违反了脱衣舞者与观众最近距离不得小于0.9米的规定——他的兼职就此泡汤。若在中国,有这样“门童”把门儿,警察还敢闯进去逮捕老板吗?

  在法国,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少于5000人,那么市长、副市长都是不领薪金的,政府给的唯一补贴就是和法国其他城市交流时所需的伙食费与车费;在美国,部分城市的官员薪酬十分微薄,市长不是政府雇员,纳税人不需为他们支付福利,所以当“门童”的斯帕克斯“一个月才600美元”的工资,为了支付昂贵的健康保险和包括水电费在内的每月3500美元的账单,他只好兼职。

  其实,很多时候,有的人当市长才是一种兼职——有报道称,洛杉矶地区有近90个城市,除了洛杉矶市长外,其余80多位市长基本都非专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生意人,每周到市政府上班的时间不过一两天”。密歇根州就有个18岁高中生当选了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边上学边当市长。市长的权限主要在公共事业,用财政收入做好教育、医疗、搞好治安、城市发展规划,很少直接管理经济运营。在这种环境下,他想贪污受贿恐怕都没有机会,不象在咱们大中国,就连县级一个最清贫的文化局局长都有直接管理钱财的机会。

  2008年5月当选英国伦敦市长的约翰逊更是“行为古怪”,十分平民化。他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旅程并不顺利,走下飞机时满脸倦容,后来英国媒体披露了原因:大概是这位市长看上去实在不太像市长了,英国航空公司竟然礼貌地拒绝了他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的请求,于是他只能在狭小的经济舱空间里捱过了九个小时。如果是在中国,象约翰逊这个级别的市长出行是根本不可能订经济舱的,既使没来得及订公务舱,在市长要求升舱时,早有随行人员与乘务人员沟通好了,如果有哪个空姐不识抬举,那耳巴子不甩到空姐脸上才怪呢。

  比起欧美市长们的处境,在中国做官可真是太幸福了。首先是吃喝拉撒睡全部由公款报销,还可以利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建造形象工程而无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并且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工程承包商那里获取巨额回扣。有了钱,再包养几个情妇什么的也已不算是新闻了。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办事收钱已成为常态。随意制造几个冤案,把敢于对自己不满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是官场的拿手好戏。他们动辙让警察进京抓记者,网上通辑胆敢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问题的人。他们可以随意吊销不给他们送钱或向他提意见律师的执业证书,并可以动用纳税人的钱向上级行贿,让上级维持他们的错误处罚,还可以向有关领导送钱,让有关领导向法院施压,让法院维持他们的错误处罚。为了掩盖自己犯的一个错误,不惜再犯十个错误来掩盖。他们更不会担心媒体监督,他们可以动用权力让媒体闭嘴,还可以用小恩小惠让媒体象哈巴狗一样站在他们身边向路人狂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助威。他们的上级更不会去主动查处他们,因为不给上级送钱送物就能被提拨的官员是罕见的。这缘于在中国官员并且人民选举,而是由上级任命,这就是中国官员不必“为人民服务”而只要一心唯上,把主子伺侯好就可以平步青云的缘故。

  基于这些理由,我以为在中国做官是很幸福的。尽管党中央一再加大反腐力度,可许多人还是一门心思往官场里钻,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当官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被抓的不是站错了队,就是撞在了枪口上,毕竟在众多贪官队伍中还仅仅是极少数。

  参考文献:《欧美市长的兼职》,载《读者》1998年19期,作者黄俊杰。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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