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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医案捅破“裸医”谎言:弱势医患扛不起国家责任

2012年06月14日01:49 东方法眼 宋中清
   
 

核心提示:精神病患者潘国雄刺医案件,恰恰是让医生“合法”、“安全”地向精神病患者谋收入的“裸医”谎言暴露的标本。国家把安全保障任务,栽给了潘国雄的家庭,栽给了医院和医生。实际上,医疗根本不适合向这样的精神病患者谋收入。

  撒了一个谎言,意味着就要接着撒一百个谎言来掩盖这个谎言。而这一百个谎言里总会有破绽。这是中国的父母告诫其子女诚实做人时,常常讲的道理。

  许多年以前,我国医药卫生行业“饥不择食”地撒了一个在当时并没有清楚认识的“谎言”。许多年来,包括患者和医生在内的民众不同程度而又难以看到尽头地为一百零一个谎言买单。人们惊奇而惨痛地发现,医疗体制内原本撒不起第一个谎言。 题记

  广州日报报道,2012年6月12日下午,38岁患精神病男子潘国雄进入曾经住院治疗的兴宁市慢性病防治院,用一把长约30厘米的水果刀刺伤3名该院医务人员致重伤。其中2名重伤者,女副院长李小莲与另一名医生李国庆经抢救无效身亡。据潘国雄的父亲说,潘国雄是他的小儿子,20岁时在深圳打工当保安抓偷车贼时负过伤,后来回到家中便得了病。18年来,为给潘国雄治病家里花了20多万元,弄得现在家里一贫如洗。潘国雄出院后一直在吃药。

  曾经许多年,我国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搁置了国家在发展医疗事业上的主要投入,通过“改革”医疗机构的分配机制,打破医生的“铁饭碗”,迫使医生通过各种手段谋取就医者“带来”的财富,支撑国家的医疗事业。撒下了患者养得起医疗,医生可以“合法”、“安全”地从有急切就医需求的患者身上获取财富的谎言。

  迫使医生谋财于患者、“猎食”于患者利益的方法和手段,各种各样,并且来自于方方面面。包括通过“教改”提高医生的子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的费用支出、通过“房改”大幅度调涨房价。这两个方面,加大了医生的生活成本,使医生处于“饥饿”状态。除此之外,把国家应负起安全保障责任的医疗相关任务交给医院和医生,如对具有潜在人身危险的精神病人的收容矫治任务,交给精神病人的亲属监护人,并由监护人家庭付费到医院治疗;把作为履行劳动合同出现失误(医疗事故)损害合同以外第三人的部分赔偿责任交给医生个人承担,完全不同于我国其他行业,劳动者不因履行职务损害第三人而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这些,都让医生和他们的患者,负起了国家本应负起的责任,承担了国家本应承担的风险。在医生和患者都承担了额外责任和风险的情况下,由于医生担当的是施救者角色,患者是求助者角色,医生被迫担当的更多。这就是国家使医生失去医疗事业应有配给、单独面对风险的“裸医”化政策。

  精神病患者潘国雄刺医案件,恰恰是让医生“合法”、“安全”地向精神病患者谋收入的“裸医”谎言暴露的标本。一方面,18年来,家里为给潘国雄治病花了20多万元,现在一贫如洗,证明医生为给医院谋收入,收治了该医院根本无能力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并且该“治疗”从经济的角度加大了潘国雄的痛苦;另一方面,医生始终直接面对的,不便于防范的,是国家应担起收容矫治责任的潜在人身危险精神病人。

  这样的精神病人,非采取专门措施不足以保障社会安全,更不适于由其家庭或个人付费进行普通“慢性病”医疗。国家把安全保障任务,栽给了潘国雄的家庭,栽给了医院和医生。实际上,医疗根本不适合向这样的精神病患者谋收入,兴宁市慢性病防治院挣了不可能安全挣的钱。

  与我国的做法不同,西方国家在法律上规定了“保安处分”,对于有潜在人身危险的社会成员,如精神病人、少年犯等,由国家强制进行“保安处分”,也就是对这些人采取强制的防范措施,以保障社会安全。

  这样看来,除了刺医者潘国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外,国家在类似案件中更有应当负起的责任。这是弱势的医生和患者,都扛不起、顶不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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