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民事制裁决定书引起的法律悬疑_东方法眼 [dffy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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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民事制裁决定书引起的法律悬疑

2008年06月10日21:13 东方法眼 李利
   
 

  2008年5月26日,安徽H公司收到江西省D县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制裁决定书,该民事制裁决定书称:H公司“出借银行帐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决定“收缴被制裁人H公司非法所得385677.65元上缴国库。”

  H公司十分诧异,其法务部门不仅组织旗下的律师团研讨案情,还向国内权威的法律专家和资深的法官讨教,大家一致认为D县法院的这份民事制裁决定书令人匪夷所思。

  2007年初,江西D公司曾在D县法院起诉安徽H公司,要求安徽H公司偿还自1997年至2003年12月底发生业务关系期间所欠的货款。安徽H公司不仅提出了自己不欠江西D公司的货款的证据,还提出了江西D公司倒欠款的证据。D县法院未予理睬,遂判决安徽H公司偿还江西D公司货款七十六万余元。安徽H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同时又在自己所在的法院提起对江西D公司欠款之诉,并基于江西D公司作为国有公司已将全部资产卖给浙江Y公司,又把浙江Y公司用购买的江西D公司的资产新设立的江西YD公司追加为共同被告。

  2007年5月5日,江西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被上诉人按约供货,尽管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尚欠部分货款未支付给被上诉人,但是因为双方对欠货款的金额未对清帐,不存在谁违约的问题,故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相应不应支持逾期付款利息,但依据合同的规定,应共同承担支付所欠货款536920元的责任”。

  而D县法院的上述民事制裁决定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作的。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笔者认为这份民事制裁决定书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制裁的程序问题。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3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发现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需要给予制裁的,可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通过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人民法院的民事制裁权仅存在于“诉讼中”。而在D县法院2008年5月6日作出制裁决定书之前,本案的诉讼程序已经结束。D县法院对本案的一审判决早在2007年8月13日就已经作出。从安徽H公司提出上诉时起,本案便进入二审程序,相应的审判或制裁权亦应由二审法院行使,更何况本案终审判决已于2008年5月5日作出,审判程序已经全部结束,即使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除非启动再审程序外,法院也无权再对当事人进行民事制裁。

  最高人民法院法经[1990]45号批复曾答复:“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应予依法制裁而原审人民法院未予制裁的,可以迳行予以民事制裁。”此批复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审法院在案件进入二审或二审终结后再行使民事制裁的可能。

  二、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时效问题。

  从本案情况上看,当事人双方最后业务往来时间发生在2003年,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以及《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时效规定的理解,人民法院的民事制裁也应有时效限制,至少不应超过一般民事诉讼时效或行政处罚时效,最多也不应该溯及五年前的民事违法行为。D县法院的制裁决定书溯及到当事人五年前的民事行为,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民事制裁的随意性与客观事实的冲突。

  上述民事制裁决定书是以当事人“出借银行账户”,“没与原告发生药品购销业务”为由对安徽H公司进行民事制裁的,但上述民事制裁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银行结算办法》所称的出借银行账户,是指“在银行开设账户的单位或个人出于人情关系,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为别的单位或个人办理款项收付业务”的行为。而在本案中,江西D公司将货发给安徽H公司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而安徽H公司收货入库并对外销售,完全是正常的购销行为,业务员陈某在本案中仅仅是安徽H公司负责与江西D公司结算的业务员,他只所以成为本案的被告之一,完全是江西D公司滥用诉权,乱列当事人所致。同时,江西D公司的货物在安徽H公司销售不仅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江西D公司还为此支付过其产品在安徽H公司设置产品展示柜和发布广告的费用,对此,安徽H公司不仅在一、二审中均提供了相关证据,该事实也在二审判决书中得到确认:“证据(7)中由原江西D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在安徽H公司设置产品展示柜的报告及广告费发票,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未提出异议,对其合法性,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或充分的理由反驳,故对该报告及广告费发票予以确认”。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中,均未出现过任何“出借银行帐户”的字样,D县法院民事制裁书中的“出借银行帐号”完全是空穴来风。并且,本案一、二审也正是在确认这种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前提下才判决安徽H公司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更何来“出借银行帐号”之说?

  D县法院无视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随意违法作出这份民事制裁决定书是令人十分费解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曾询问过安徽H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是否在D县法院参加诉讼过程中有“得罪”D县法院的行为。该代理人称:他们去D县法院开庭与D县法院的法官相处得十分友好,记得那天开庭因D县法院停电,天气又非常热,大家是在安徽H公司诉讼代理人入住的宾馆房间里开的庭。开庭后,安徽H公司的代理人还请合议庭成员和江西D公司的代理人一同在宾馆吃的饭,直到现在,安徽H公司的代理人仍然是很和气地与合议庭的法官通话,他们肯定是不存在“得罪”D县法院的问题。

  那么是否因为这种收缴的“罚款”上缴地方财政后有高比例的返还呢?笔者咨询了有关地方官员,回答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普遍认为人民法院若要以此种民事制裁作为“创收”手段,确实有点儿“不合时宜”。

  然而,无论D县法院出于什么缘故作出这份民事制裁,它所引发的民事制裁的程序、时效以及这种民事制裁的随意性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的冲突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目前,安徽H公司已向F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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