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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性发放贷款行为无效

2017年10月27日20:15 东方法眼孟俊松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尽管法条表述形式为管理性规范,但只要其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要上升为效力性规范。不具有金融业许可资质,却比照商业银行模式持续性、规模化地开展借贷业务不再是民间借贷行为,而属于非法金融性业务,破坏金融运营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  尽管法条表述形式为管理性规范,但只要其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要上升为效力性规范。不具有金融业许可资质,却比照商业银行模式持续性、规模化地开展借贷业务不再是民间借贷行为,而属于非法金融性业务,破坏金融运营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案情]

  原告大宇农资专业合作社系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的法人性经济组织,业务范围是组织采购、供应合作社成员所需的化肥、农机械、农膜、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原告成立后,主营贷款业务,并成规模化、经常化进行。经营模式仿照商业银行,借款合同格式化,借款凭证标准化,统一编号,立项建档。2015年4月25日,根据原告要求,被告张甲先提交入社申请,并缴纳100元出资后成为该社成员,随即,被告张甲向原告申请贷款,双方同时订立两份借款合同,金额分别为20万元、15万元,月利率1.5%,每月支付,借期一年。被告胡乙提供保证担保。当日,原告向被告张甲转账支付197000元、147750元,合计344750元,与合同约定35万元的差额5250元,作为借款费用被原告收取。

  借款后,被告未能给付借款到期利息,原告以被告违约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由被告张甲承担归还借款本金、相应利息以及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胡乙负担保证责任。被告认为原告故意违反金融许可,发放贷款行为无效,借款人不承担约定利息,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审判]

  对于本案的处理,法院产生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作为农资专业合作组织,其成立的目的、经营的范围、成员间合作互助的特性决定其不能取得从事金融业务许可,无权对非成员对象进行贷款业务,其与被告间的借贷行为违反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为无效民事行为,应按合同无效制度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只是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方面的管理性规定,非效力性规定,原、被告的借贷行为属于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应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

  [评析]

  本案两种意见分歧焦点在于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是效力性强制规范还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不同的判断决定了不同的结果,理解并判明两种性质的强制性规范是解决本案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把《合同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用语进一步明确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将“管理性强制规定”从判断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中剔除,使得效力性强制规定成为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从法理上讲,该属于限缩性解释,目的是缩小判断合同无效的范围,防止管理性规范否定合同效力,危害交易安全,破坏经济秩序。鼓励交易,促进流通是合同法秉持的原则,效力性规定符合合同法立法目的,是个科学的解释。交易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消费的重要手段,缔约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法律应尊重并给予保护,契约自由,合同自治,正是这一要求的自然反映,所以,对当事人间的合同,在无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均应按有效对待,即法无禁止即可为。

  但权利总有边界,权利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的最高利益,是社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保证,尊重并保护该项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愿与自觉选择,人们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予以固定与明示。[①]相对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民事权利是下位权利,尊重并保护上位权利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为此,立法者制定了这样一些规范:对超越民事权利界限,侵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活动给予禁止性规定,已经发生的,以宣布无效给予否定性评价处理,这样的法律就是效力性规范。

  国家利益,比如军事、国防、外交等事务,认识容易,判断简单,不再赘述;社会公共利益,顾名思义,整体的与个体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目前,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内容无具体明确的规定,人们的主观思维中,公共利益属于原则笼统的概念,准确界定与固定确有难度,容易产生分歧,可操作性不强。尽管如此,法律还是将其规定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②]认识并判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与标准成为辨别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核心。

  笔者认为,公共利益应以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为定位,只要存在损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情形的,就属于损害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食品安全公益诉讼都作出类似的规定。至于概念中的“利益”,则可理解为关系集体或个体各种权利或利益的获得与损失,包括物质的、精神的;财产的、人身的。可以是具体的,比如征地补偿的标准,直接决定补偿数额;也可以是抽象的,比如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工程违反施工资质要求,就要以无效处理。

  国民经济发展事关全局,涉及每个人的生产生活,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宏观调控的方法与措施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与保证,财政、税收、价格以及金融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保障其稳定安全,发挥职能作用既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手段。正是因为金融的社会公共利益功能,国家对金融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和经常的监督管理制,商业银行执行强制的行政许可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利率控制制度等就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银行从事贷款业务要具备符合法定规模的资金、严谨规范的章程、科学严密的组织机构、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等实质要件。在经营过程中,还要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政策,及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贷款条件与额度等内容,保证国家贷币政策落地生根,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是基于规范资金运行秩序,维护货币流通安全需要,更是控制投资规模与数量,调节市场自主调控不足,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所以,金融业务影响经济秩序,关系公共安全。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五条行关于未经行政许可不得从事存贷款业务活动的规定,表面上看,是关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但实质上,该规定内容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

  什么样的借贷行为属于存贷款业务活动呢?笔者认为,应从出借人存贷款活动的频率、形态、规模、时间等方面进行考量,对于个别性情形,只要是出借人出借的钱为本人所有,对整体金融秩序难以构成威胁,不属于金融业活动,应以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予以对待。对于持久的、常态的、规模化的放贷行为,应认定为存贷款业务活动,给予无效处置。

  回到本案,尽管从个案上判断,原、被告建立的是单一借贷关系,但该只是原告贷款业务中的一分子,其借贷方式、操作流程折射出原告职业化放贷本质。原告背离其组织性质,放弃其应有职能,在不具备从事金融业资质条件情况下,未经金融行政许可,违法从事职业化的金融放贷业务,不仅仅是超范围经营问题,而且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法金融业活动,违反金融业资质要求,危害金融安全,破坏社会公共利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张甲申请入社并从形式上完成所有手续,但该申请行为不符合社员入社的正当目的,也未满足社员必须的身份要件,只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放贷的目的,该行为也是无效的,原告的放贷仍然属于向成员外人员放贷。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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