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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高消费令”应由院长签发

2010年04月30日21:09 东方法眼 黄凌志
   
 

  为破解人民法院“执行难”的问题,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就是其中一项比较成功的司法创新。但由于该项制度目前还没有明确、规范的法律依据,致使在现实操作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对限制高消费令或者限制高消费公告的文书签发的混乱,有的法院由执行合议庭的审判长签发,有的法院由执行局局长签发,也有的法院由院长签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则拟规定“限制高消费裁定由执行局局长签发”,其本意是规范当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文书的签发权。

  笔者认为,限制高消费裁定(公告、令)应由法院院长签发,其理由如下:

  第一,由执行合议庭的审判长签发“限高令”不利于规范统一适用标准,容易导致“限高令”的滥用。目前法律上并没有对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如何适用“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作出明确规定,它是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司法创新和探索,因此对其签发应严格把关,以维护司法文书的严肃性和避免司法权力的被滥用。如果“限高令”由执行合议庭的审判长签发,各审判长可能对其具体的适用环境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势必造成“限高令”的多头签发,容易造成“限高令”的滥用,也不利于对这一制度的进一步调研、总结和完善。

  第二,由执行局局长签发“限高令”同样存在不妥之处。

  1、人民法庭也拥有执行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人民法庭办理本庭审理案件的执行事项”,“但涉及执行审查事项或者基层人民法院认为不宜由人民法庭执行的,由基层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即人民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也拥有执行权。如果规定限制高消费裁定由执行局局长签发,那么人民法庭在执行过程中发布“限高令”就存在诸多不便:人民法庭是为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而设立,一般处于农村和城乡结合部,远离基层法院;由执行局局长签发“限高令”容易在事实上把执行局凌驾在人民法庭之上,可能不利于法院的内部团结。

  2、执行局局长难以对人民法庭的执行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符合条件的执行局局长可以任命为法院党组成员,但并不代表执行局局长一定就是院领导。在执行局局长不是院领导的的法院,其执行局局长对人民法庭的执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力量就要更弱一些。并且鉴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特殊性,执行局局长即使是院领导,其对人民法庭的执行工作也应该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3、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执行机构的称呼不一致。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仅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民事诉讼法》修改后,“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执行局的这一称谓,不但未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得到体现,而且目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执行机构的称呼也不一致,有的法院叫执行(工作)局,有的法院叫执行庭,有的是在执行局内设立若干个执行庭以及执行裁判庭、执行监督庭等。比如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就将执行工作局和司法警察大队合并称为执行警务局,设局长和政委,另设有非诉案件执行局。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即建议各级人民法院今后新设立执行机构宜统一命名为执行局,但最高人民法院也是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才取得法律依据,在2008年10月方将其执行机构即执行工作办公室更名为执行局。目前法院内设机构的更名,不但需同级党委机构编制部门、组织部门同意,还需报请上级法院批准,手续较为繁琐。由此可见,在部分地方法院的执行机构或许现在仍未更名为执行局。因此如果规定“限高令”由执行局局长签发,那么这一规定对执行机构不叫执行局而叫其他名称的人民法院来说就显得不够严谨。

  第三,“限高令”由院长签发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采取拘传、司法拘留、罚款措施和发布搜查令、强制迁出房屋和强制退出土地的公告,都必须由法院院长签发或批准,其立法本意是通过法院内部的行政领导关系约束上述司法权力的使用。“限高令”是对被执行人的一种严厉的制裁措施,能够对其社会信用度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且被执行人违反该令将会被罚款、司法拘留。因此,该类文书不论是由合议庭的审判长签发,还是由执行局局长签发,都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由院长签发该裁定,不但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理,也有利于院长对执行案件的监督,保障司法的公正。

  (作者单位: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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