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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去“调解率”考核指标

2016年12月19日16:22 东方法眼 李清
   
 

核心提示:法院对法官的考核是必要的,但是,考核指标的设计必须科学和符合审判规律。法院对商事案件审理的考核指标中,有一项指标为“调解率”,笔者认为,

  法院对法官的考核是必要的,但是,考核指标的设计必须科学和符合审判规律。法院对商事案件审理的考核指标中,有一项指标为“调解率”,笔者认为,该指标的设定是不科学的,也是与审判规律不合拍的,应当去除。

  首先,考核指标的设计者在设计考核指标时往往以假定的前提为出发点,人心向惰是设计考核指标时假定的前提之一,即假定被考核主体对考核指向的目标在主客观方面均是消极的,考核指标的设计者旨在通过考核逆转被考核主体的消极性,驱动被考核主体积极追求考核指向的目标。如果假定的前提不存在,这种考核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试想,如果人们对一个目标趋之若鹜,考核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法院在设定“调解率”这一考核指标时,是假定法官对调解的态度和行为是消极的,但是,这一假定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调解结案是法官梦寐以求的结案方式。一方面,按照法律规定,调解结案的案件是不可以提起上诉的,因此,调解结案可以十分有效地压降上诉率(提升服判息诉率),消除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的风险(上诉率/服判息诉率和发改率也是法院的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撰写一份判决书的工作量要远多于撰写一份调解书的工作量,在当下法官“压力山大”、“案多人少”的现实面前,哪个法官不愿意为自己减负呢?因此,法官不愿意调解结案没有消极的内心动因,“调解率”指标的考核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次,在商事审判中,将“调解率”作为考核指标弊害多多,试举例如下:

  弊害之一,迫使权利人放弃权利。凡是从事民商事案件审判的法官都知道,要求得调解成功,必须劝说权利人作出利益牺牲,或放弃部分实体权利,或在期限利益上作出让步,从来没有调解是以义务人作出退让而获得成功的。比如,被告欠原告本金100万元及其利息,且该债权已到期,一般而言,调解方案只能是,劝说原告放弃利息甚至部分本金、同意被告分期还款,只有这样调解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同样的案例,有谁见过劝说被告立即返还本金100万元及其利息、另再赔偿原告若干元而调解成功的实例?那样的调解只能是司法童话。

  弊害之二,不利于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鼓励不诚信行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要求每一个商事主体都应当有规则意识,以诚信为本。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对诚信秩序的建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一项应当履行的债务因为义务人没有履行而被权利人起诉至法院,通过调解,义务人非但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反而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的形式削减了债务,其实质就是让不诚信者因其不诚信而获得了利益,其价值导向是鼓励义务人摒弃诚信,弱化了人民法院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应有的指引作用。

  弊害之三,损害人民法院的威严和人民法官的尊严。调解最基本条件是原、被告均须到庭,否则调解无从谈起。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大,“送达难”已是不争的事实,法院公告送达被告的开庭传票已不是小概率事件,而公告送达的案件被告能够到庭的却是小概率事件,况且被告收到开庭传票不到庭在实践中也是屡见不鲜。但考核指标的设计者在设定“调解率”的计算基数时,并没有考虑被告缺席的因素,设定了法官很难完成的畸高的“调解率”指标。虽然很难完成,但是,考核指标又是悬在法官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法官不得不服从这根指挥棒,为了攀登“调解率”指标,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将原本撤诉的案件申报为调解结案,有的“找”来低标的、大批量的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有的紧念“拖”字诀拖得当事人精疲力尽被迫接受调解,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社会形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仅限定于商事审判领域,其原因是民事审判与商事审判的理念是不同的,笔者并不是全面反对调解,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领域适度强调调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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