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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律师

2019年03月14日19:25 东方法眼 刘吉颖
   
 

核心提示: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立于世界巅峰的伟大时刻,更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现实的迫切需要,中国律师大规模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国际的政治、经济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立于世界巅峰的伟大时刻,更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现实的迫切需要,中国律师大规模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国际的政治、经济、法律舞台中心已经是一种必然和迫在眉睫的任务。那么在迎接这一伟大时刻和创造这一历史新纪元的过程中,有必要对现实进行检视,对未来进行展望,做出必要的的理论总结、探讨、指引新的前进方向。

  一、国家的需要就是中国律师的历史使命

  中国做为一个大国,本应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自己的地位、声音和主张,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横行的还是丛林法则,自古弱国无外交。因此,二十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属于国际游戏规则的配角,任人摆布和宰割。而这种宰割,除了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外,更多的时候则是政治制度、法律规则、民族文化的输入和控制。即便是在中国已经开始走上富强之路的20世界末,WTO谈判中,法律服务市场的准入和开放程度也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僵持恒久的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可见法律服务走出去或者引进来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因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就着眼未来,开始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当时的外经贸部就设立了专门的对外贸易法律机构和专职人员。另外,从律师的管理决策角度而言,促进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国际化一直以来是工作的重点之一,1993年司法部就已经同意国内律师事务所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1995年2月20日,专门发布了《律师事务所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暂行管理办法》,规范和引导境外法律服务,2011年12月22日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提出加大培育涉外高端业务律师人才力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到境外设立分所。为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12年制定了《涉外高素质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规划》并迅速实施了培训教育计划,多批次培养了一些涉外法律人才。顺应时代的要求,2017年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成为中国律师"走出去"的强力推手。意见中明确规定:"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应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挑战的需要,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将涉外法律服务提高到国家安全稳定的战略高度上进行定位和认识。

  国家的需要就是中国律师的历史使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就是中国律师的责任!

  二、中国律师走向国际舞台的现实状况和面临的问题

  虽然从国家层面的布局上早已盯上并全力推进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但限于中国本土法律人才的欠缺和涉外法律服务经验的不足,一直到2012年6月,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还不到20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匹配!更远远无法满足对外开放的法律需求。近年来,在国家职能部门的强力推动下,在国内大所有了足够的人才储备和前期探索后,境外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和事业的推进均有了爆发性、跨越式发展,以大成、金杜、盈科、中伦、锦天城、金诚同达、康达、段和段、泰和泰、德恒、国浩等中国大陆已成规模且相对稳定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组成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在国外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已强势登陆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据《美国律师》(American Lawyer)发布的2018 Global 100排名中,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以每年23.6亿美元的收入和8658名律师连续两年名列全球百强榜单第六位,金杜、盈科、中伦则分别名列35、97、98位。而且发展的势头也非常迅速,以盈科律师事务所为例,截止到2016年底,设有36家海外分所,同时,还在柏林、米兰、伦敦、芝加哥、纽约、苏黎世、东盟、韩国和加勒比海设立了中国中心。

  虽然成绩喜人,但是和西方国家在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拓相比,我们还是存有较大的差距和短板。截止2018年底,目前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245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了323家代表机构,派出代表600多人,聘用雇员2800多人。而我国实际走出去的人数、收入、服务范围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及国外律师事务所,另外在走出去的方式上,也以加入国际性行业组织和与国外律师事务所结盟两种方式居多,而独立设所相对不足。因此,在中央深改委"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当前涉外法律服务业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工作制度和机制还不完善,政策措施还不健全,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比较匮乏。"这是我们应当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走向国际的方向和任务

  对于中国律师走出去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他的基本原则、总体任务,在"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中已有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即为"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法律服务;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为我国外交工作大局提供法律服务。积极为我国对外签订双边、多边条约等提供法律服务,提升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法律服务等。在坚持大原则、大方向,明确总体任务的同时,如何做好具体工作,是一个急需在实践中解决的课题:

  1、快速完成由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融合和转型。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舞台,是一种形式,只有深入的走进各个国际组织,各个所在国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不断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的企业、中国人民甚至是所在国的企业和人民提供法律服务才是实质。比如说,2018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就有中国的120家,那么我们为这些企业在海外开拓中提供了哪些服务?我们又为120家之外的外国企业提供了哪些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也包括为在全球各地的华人提供法律服务。

  2、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国际化,实际上意味着法律体系的更加庞大、复杂和竞争的更加激烈。因此,要求我们的律师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深厚的法律造诣,还要有联系实际的工作能力,这样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以网传的周立波藏毒和非法持有枪支案为例,既可看出竞争,又可看出各国法律适用的诡谲。周立波先后重金聘请了三任律师,第一任华人律师认为是重罪,最高刑期可达41年;第二任律师认为可以轻罪认罚;第三任律师认定无罪,而且最后确实宣告无罪,这就是法律的认知与适用问题,当然也是能力和水平的问题。

  另外,积极推荐具备丰富执业经验和国际视野的涉外律师进入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的专家机构、评审机构、争端解决机构以及国际仲裁机构,这才能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得话语权。

  3、做好风险防控。在我们走向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一是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与术语、法律表现形式、审判模式与技巧、法律适用规则等差异较大,同一纠纷在不同法系国家之间的处理方式各异,法律的适用性会被削弱。同时,因所属法系不同而产生的法律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增加了走出去法律服务实施的难度。二是投资和合作的风险,内部管控的风险,不要象早期中国的一些海外投资企业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血本无收,折羽而归。三是政治风险。有些国家,对于中国本身就抱有敌意,甚至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存有天然的排斥,以及更为复杂的国家和区域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构成的复杂性,都增加了走出去的风险。不要轻易相信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绝对人权,公平正义等辞藻,骗人者居多。对于中兴公司的打压,对于华为孟晚舟的拘押,就是很好的例证。而著名记者卡舒奇在大使馆被肢解和毁尸灭迹,西方世界的一片噤声,则完全暴露了西方人权和民主的虚假和伪善。所以,无论是在法律事务还是非法律事务中,都要谨言慎行,防止莫须有。而且始终牢记:伟大的永远不是个人,而是我们依附于身的民族,强大的永远不是自己的拳头,而是屹立在我们身后的祖国!

  (作者系甘肃拓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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