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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好人

2005年11月24日20:28 东方法眼王学堂 评论字号:T|T
    时值2005年的11月24日,小雪节气刚过两天。北方已是寒气袭人,南方的天气还算温暖,我和同事与往常一样,都在阅读当天的人民法院报。“唉,杨洪逵没有了哎”,我的一位同事感叹,我的心当即一沉,一股无名的冷充溢了全身。这篇发表在人民法院报天平周刊上的一篇短文《为了永远的纪念》给我带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文章是最高法院民一庭的吴晓芳法官写的,追述了她与作为同事的杨洪逵交往的几件事。读罢,突然也有了一种冲动,想从一个最低人民法院法官的角度讲一下我与杨洪逵先生的交往。




  我与杨先生交往有五年多了。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处基层人民法院工作,在五处人民法庭工作了五年,因为爱写点东西,后来被调到法院研究室工作。大约是在2001年初,看到人民法院报二版杨洪逵先生正在主持《现在开庭》栏目,当时就仿照该专栏格式写了点东西,并冒昧投给了该版的责任编辑姬忠彪,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的心理,也没放在心上。后来,有一天我外出回到办公室,同事说“告诉你件大事”,吓了我一大跳,“最高法院的杨洪逵先生叫你给回个电话,是想用一个案件”。噢,原来如此。我的心刚平息下来又激动了,相信法院系统中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杨洪逵的鼎鼎大名的,作为一名基层法官能与杨先生联络又是何等的荣耀。于是,通过01065299727这部电话,我听到了杨先生那高亢、富有磁性的声音。缘由就是弘润石化助剂有限公司诉闫东晓在其院墙上喷涂商业广告损害赔偿案,这本是一起小案例,闫东晓为做广告在原告的院墙上喷涂了商业广告,为此原告提起了赔偿之诉。本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案件也是通过调解结案的,但该案引起了杨洪逵先生的关注,他告诉我可以写得长一点,不要按照报纸的格式,可参照《人民法院案例选》的格式。后来,该案例先是刊登于2001年11月16日人民法院报《现在开庭》专栏,杨先生亲自进行了点评,后又载于由杨先生担责任编辑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1辑(总第39辑)第162—16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身为责任编辑的杨洪逵先生再次做出了大篇幅的“责任编辑按”,对该案的法理进行了更为深刻、透彻的剖析。同时,身为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五位拼题人之一的杨洪逵先生又在2003年司法考试试题卷三第47题(多选)中将该案进行了改编,足见其对该案之重视程度。在最高法院理论权威孔祥俊先生的新著《法律解释方法与判解研究——法律解释·法律适用·裁判风格》(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第662—663页,该案例又被孔先生以《一则涉及与时俱进地解释法律的案例》为副题,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了点评。该案例还被许多城市居民视为治理“城市牛皮癣”的经典案例,建议政府起诉“乱涂乱画”之人。
  通过这次联系,我和杨先生有了直接联系,这部电话也成了我向杨先生请教的法律热线,不但是我,我的同事在民商事审判中遇到难题,都是这部电话带给我们先生的起真知灼见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令我们茅塞顿开。
  其后,程鹏诉紫薇婚庆服务社婚庆不到位应退还部分服务费和赔偿精神损失案是一起婚庆公司因过失致顾客受精神损害的小案件,该文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2辑(总第40辑)第195—20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杨洪逵先生再次加以长篇幅“责任编辑按”,对该案法理进行了高屋见瓴的指正。祝铭山主编的《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丛书:消费者权益纠纷》(共43卷本之第13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在第212—217页引用了该案例,并在首部加以问题提示:被告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原告要求退还服务费和赔偿精神损失,能否允许两种请求权并诉?;祝铭山主编《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丛书:精神损害赔偿纠纷》(共43卷本之第43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在第56—61页再次引用了该案例,并在首部加以问题提示:婚庆服务社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提起违约之诉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能否得到支持?该案由此成为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适用的经典案例。2004年司法考试万国教育在线网将之作为模拟试题,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三第19题更与本案同理,事实基本相同。天津外国语学院法学系副教授、金诺律师事务所研发中心兼职研究员张晓军先生更是对本案推崇尤嘉,以《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为题目,费以两万余文字对该起调解书不足二百字的案件进行了理论分析,载于《判解研究》2004年第3辑(总第17辑),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28—148页。借助于民商法泰斗王利明先生以及《判解研究》这本书在法学界所享有的地位,使这起案件的影响再上高峰,引起了理论和实务界的更多关注。现在,许多婚庆公司的网站上都有关于该案件的内容,成为婚庆服务界的必读科目。不能不说是借助于杨先生的慧眼才使这一小案例得以令法学界关注。
  孟宪元等诉孟宪传等因未被刻名将其在墓碑上的名字凿除赔偿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3辑(总第41辑)第158—164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该案例涉及到墓碑是否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定纪念物品”属性的认定,对此,杨洪逵先生再次给予了深刻而尖锐的理论研究。该起案件刊载后,我当时供职的青州法院一名审判人员的家庭正遇到类似情况,他们家庭成员每人复印了一份该文章,最后该事得以圆满解决。
  张仁宝诉王振英剪断架设于王家房上通向张家的照明、电话线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案是一起现代社会常见的邻里纠纷,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3辑(总第41辑)第164—16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身为责任编辑的杨先生指导我在分析现行法律规定的同时,指出了我国法院对“安设权”规定的空白,为立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案例。
  民法界都知,民法大家杨洪逵先生是司法界对悬赏广告进行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人民法院案例选》在1997年以前选用过两起类似案例后,多年再未用过此类案例。但其对我编写的“刘全军诉庄好德恶意履行悬赏广告合同要求返还奖金案”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再次给予了理论深化和升华。该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4辑(总第42辑)第124—12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是目前所知全国首例公开见诸于报端的恶意履行悬赏而引发的民事案件。
  雇主张慎忠诉雇员冯国林在从事携款提货的雇佣活动时发生重大过失致所携款丢失赔偿案是我在一处法庭工作时承办的一起案件。经杨先生编辑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3年第2辑(总第44辑)第165—16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贴现人工行潍坊市东关支行诉付款人中行青州支行以承兑汇票被法院冻结为理由到期拒绝付款请求立即付款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3年第3辑(总第45辑)第321—32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该案例所涉案件先是由山东临沂法院的一名法官两次在人民法院报上进行了理论分析,使本案引起了较大分歧。我在上述文章中对这起案件的法律关系进行了不同的观点认识,杨洪逵先生在责任编辑按部分又作了不同的点评,反映了其本人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
  杨春荣等因其亲属自备运输工具在为被告经营的石料厂拉运石料中翻车致死诉孙世荣按雇佣关系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3年第4辑(总第46辑)第158—16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原告李某夫妇诉店子铁矿人身损害赔偿案是我审理的一起普通民事案件,但我意识到该案蕴涵着较深层次的法理,后以“原告在被告没有管理责任的河道溺水身亡责任自负”载于2001年11月4日人民法院报《现在开庭》专栏,栏目主持人杨洪逵再次给予了点评。
  综上,近两年时间我在人民法院案例选等中央刊物上连续发表近十篇理论应用文章。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个人有多么高的才能,只是为了说明没有杨先生对一个基层小法官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
  文章发表多了,有些人羡慕,有些人忌妒,有些人就发挥想象,说我与杨先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至今没有与杨先生见过一次面。我在研究室工作五年,每年到春节、元旦,单位都购买相当数量的贺年片,寄送相关业务单位和新闻媒体。现在想来,我都没有给杨先生寄过一次。现在杨先生去了,我想寄也没有地方了。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后来,我又在《中国妇女》、《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中央媒体发表过一些东西,就不时与采访杨先生的一些文章同登一期。读完后,我就打电话给杨先生谈点感想,他总说“是有那家记者电话采访过我,我还没见到样报(刊),实在太忙了”,但忙归忙,对我向他请教的问题,杨先生总是耐心解答,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后来,又有几位朋友以我的朋友的身份向他请教,也总满意为止。记得是山西《政府法治》杂志的刘戍梅女士因为朋友的一起婚姻纠纷,经我介绍她向杨先生求助,后来,按照杨先生的观点陈述于法庭,最终得以达到预期。这再次说明了基层法官对杨先生观点的认可和杨先生司法实务斗地位!
  2003年,湖南某县人民法院在执行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时,因该县移动通信营业部拒绝提供某通信用户的电话详单,对该营业部处以3万元罚款。而根据电信条例和湖南省通信条例,移动通信公司有义务保护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2003年11月6日,有关当事人请求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做出解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移动用户通信资料中的通话详单清楚地反映了一个人的通话对象、通话时间、通话规律等大量个人隐私和秘密,是通信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属于宪法保护的通信秘密范畴;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调查取证时,应符合宪法的规定,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2004年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同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的这些意见(参见http://www.lpci.cn/printpage.asp?ArticleID=2409)。对这种观点,在《法制日报》甫登时,我也持不同意见,这不是对人民法院调查权力的限制吗?电话咨询杨洪逵先生,听了我的困惑,杨先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他只是说,这样你们基层法官就难干了。
  2004年底,为了充分发挥青州法院的审判优势,特别是展现青州法院近几年来的审判成果,由研究室主编的审判业务系列丛书之一的《审判案例精析》(第一辑)成书。该书约20万字,共由25个典型案例组成,其中相当部分是我的作品。我寄给了杨先生,后来,他专门打电话对这本书和我的工作给予首肯,这更让人感受到杨先生对一个小子辈法官的厚爱和关心。
  因工作调整,杨先生到了研究室工作,于是01085257224的电话号码又成了我们的法律咨询电话。据我所知主要是负责《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订工作,电话中他告诉我第三稿已经出来了,还说有机会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诚慌诚恐,因为我永远知道,我只是一名最低人民法院的普通法官。
  因为我的一位老乡、同在研究室工作的吴兆祥博士的原故,我对杨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吴博士认识我,还是最早听杨先生说的,他说“你们青州法院有个王学堂”,后来,吴博士在法院领导面前转达杨先生的话时,让我好好骄傲了一把。杨先生毕业于北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最早他曾经负责人民法院案例选除刑事部分的民事、商事(经济)、海商、知识产权、执行、行政等多个部分,可谓学贯多个学科。对此,获耶鲁和哈佛大学双博士、现在美国、以《政法笔记》著名的冯象先生曾在南方周报上专门撰文介绍。我读到后,打电话给杨先生,他说,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没有交往,报纸没见过。此事尽显杨先生人格魅力。后来,我把这期报纸寄给他,他给我打电话说,这人把我宣传“大”了。
  有一段时间,与杨先生联系不上了,打电话总不在办公室,这可不是杨先生的作风,原来我打电话他总在办公室。以为是出国或出差了(这在最高法院很正常),但一个多月后,就觉得好象不对。好在有吴博士的手机,找到后,他说,杨先生身体不太好,可能是癌,要动手术,正在医院。这真是晴天霹雳!从他那里要了杨先生的手机,一直不敢打扰他。后来,终于从吴博士那里听说手术很成功,我立即给他打电话。那边声音很宏亮,“是你啊,我这边很好,最近写什么大东西了”。我这边眼泪都掉下来了,问候以后,要他告诉我医院地址,我想通过邮政发束鲜花,他坚决不告诉我,“心意我领了,别花那钱,有时间多写点东西吧”。电话里,他还告诉我,刘延昌等诉于海、青州华裕纸业有限公司人身伤害赔偿案已载于《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民事卷),这是他给我编入的最后一个案例。其实,这一期,他可能只编写了十几个,其余是法研所的其他人编的。
  我于今年9月份调动工作到了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上班后不久,我就打电话告诉杨先生这一消息,他那边听来声音和气色都很好,“广东佛山我十几年前去过,那边不错,相信你会大有作为的,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去看你,也看看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南国大地”,我一直热切的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谁成想这次通话竟成了永别,这一天也永远不会到来了!
  最高法院公报编辑部的马群祯先生曾对我说,杨先生是好人,这是最高法院一位同事对他的评价;杨先生是个大学问人,法院系统如我等都这样认为。我记起文学名著《白鹿塬》中朱先生有“学为好人”的名言。学,才成好人;好人是与学问划等号的,杨先生就是如此。
  杨先生的英年远去,他的亲人肯定很悲伤,但他的许许多多朋友更悲伤,因为杨先生的逝去是法律界的一大损失。
  作为一名受惠于杨先生的最基层的小法官(相信在全国三十万法官中绝不是唯一),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一位可以在法律上指引我前行的哲人。无所报答,唯以短文相悼念。
  呜呼,天何不公,竟不留斯人!

  (本文同时发表于人民法院报,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9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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